天幕并未忽视刘备生命中另一段至关重要的关系——与诸葛亮“君臣鱼水”
的千古佳话。刘备早年虽有关张万人敌,却屡战屡败,漂泊无定,深知“智虑短浅”
,急需大贤辅佐。
经徐庶、司马徽推荐,刘备三顾茅庐,恳请诸葛亮出山。天幕细致描绘了这个过程:刘备冒风雪,耐心等待,态度极其谦恭。诸葛亮最终被其诚意打动,献上《隆中对》,为刘备制定了“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以图天下的战略。刘备由衷赞叹:“吾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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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刘备对诸葛亮信任有加,委以重任。诸葛亮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力辅佐刘备成就大业。白帝城托孤之时,刘备更是对诸葛亮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听后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这番超越寻常君臣的绝对信任,让万朝时空的帝王将相们感慨万千,甚至有些难以置信。唐太宗李世民对房玄龄、杜如晦说:“玄龄、克明,朕待卿等亦厚,然‘君可自取’之言,朕实难出口。刘玄德之托,非常人也!”
曹操则心情复杂:“刘备能得孔明如此,确有其过人之处。然‘自取’之言,岂非置诸葛于火上烤耶?”
而历代文臣谋士,如张良、魏征、刘伯温等,无不对此流露出深深的羡慕与向往,慨叹“如此明主,夫复何求!”
“仁义”
二字,是刘备一生最显着的标签,也是后世对其争议最大的焦点。天幕通过大量事例,展现了刘备是如何身体力行其仁义理念的。治理徐州时,“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拣择”
,因此“众多归焉”
。在当阳长坂,被曹操精骑追击,情况万分危急,有人劝刘备弃众速行,刘备却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遂携民十余万,缓行日仅十余里,最终险些被俘。此情此景,看得万朝无数百姓热泪盈眶,深感其“仁德”
并非虚言。新野百姓甚至作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取得益州后,诸葛亮、法正等人劝其尽快稳定局势,刘备却因“初入蜀地,未布恩信”
而有所顾虑。这些行为,在乱世之中显得尤为“另类”
和“理想化”
。
天幕于此插入评述:刘备之仁,并非妇人之仁,而是其争取民心、成就大业的政治策略与个人道德追求的复杂结合体。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物,如陶谦临死前认为“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
,袁绍评价其“弘雅有信义”
,陈登称其“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
,刘表虽忌惮其能,仍以上宾之礼待之。甚至对手曹操也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这都从侧面反映了刘备在当时人心中的形象和分量。秦始皇看到刘备携民渡江,沉吟道:“收民心若此,虽失一时之机,然得天下之本矣。”
汉光武帝刘秀则倍感亲切:“此子颇类朕当年,仁者未必无敌,然终有天下归心之日。”
然而,天幕也并未回避刘备性格中的刚烈与决绝的一面。为报关羽之仇,雪荆州之失,刘备不顾诸葛亮、赵云等众多臣子的苦苦劝谏,毅然发动夷陵之战。
天幕展现了刘备当时“怒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
的悲愤形象。尽管最终遭遇火烧连营的惨败,但此举将其重情重义(甚至可说是感情用事)的性格推向了极致。
项羽看到此幕,竟生出几分共鸣:“为兄弟报仇,宁失江山!是条汉子!”
而汉高祖刘邦则摇头叹息:“痴儿!竟不知轻重缓急!岂不闻‘大行不顾细谨’乎?”
夷陵之败后,刘备退守白帝城,一病不起。托孤诸葛亮后,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三岁。其以“汉”
为国号,谥号“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