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乐。”
我们没有碰杯,各自喝了一口。酒是辣的,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
“明年,”
大姐顿了顿,“咱们养头猪吧。”
我愣了一下。
“后院空着也是空着,开春搭个圈,养头黑猪。年底杀了卖肉,年年前半年的学费就有了。”
年年听见自己的名字,从饭碗里抬起头,嘴边还挂着一粒米。
“猪猪?”
她眼睛亮了。
“对,猪猪,”
大姐认真点头,“明年给你养一头猪猪。”
年年高兴得直拍手,饭粒从嘴边飞出去,落在桌上。
我看着她,又看着大姐。
灯光下,大姐的鬓角那撮白还是没盖住,亮闪闪的。可她笑得比去年这时候多多了,眼角的纹路挤在一起,像两道温柔的沟壑。
“行,”
我说,“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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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
年年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个布老虎。
我坐在床边,看了她很久。月光从窗帘缝钻进来,在她脸上画出一道银边。她睡着时嘴角翘着,不知道在做什么美梦。
我把那件红毛衣从柜子里拿出来,在灯下看了又看。大姐后来又织了一次,把那只接上去的袖子拆了重织,现在两只袖子一般长,颜色也配齐了。年年今年长高了十公分,毛衣穿在身上有点紧,可她非要穿,说这是姑姑织的。
我把毛衣叠好,放回柜子。
抽屉底层压着那叠医院收费单、望来的空存折皮、年年的心报告。我把它们理齐整,用牛皮纸信封封好,写上“陈年年”
三个字。
她总有一天要看的。
看她的爸爸,爷爷,姑姑,还有妈妈,是怎样一步一步,从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走过来。
我把信封放回抽屉,轻轻关上。
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稀了,零星的几响,像夜的叹息。石榴树光秃的枝丫伸到窗边,在风里微微摇晃。
明年春天,它会开花。
年年会在花树下跑,追那些捉不住的蝴蝶。
大姐会在门卫室里登记车牌,摘下老花镜揉眼角。
我会骑着那辆旧自行车,载着年年,穿过清水镇的每一条巷子。
风会吹过来,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火车要走一夜,远到候鸟要飞一个季节——有个人,再也看不见这些了。
可他给我们留了一个名字。
年年。
每一年,都像今天这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