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笑着说,然后很自然地牵起我的手。
我的大学四年,是他研究生最忙的两年。我们像这座城市里无数普通情侣一样,在食堂一起吃饭,在图书馆一起自习,周末去看一场学生票半价的电影。他学建筑,常常熬夜画图,我就陪在他工作室,给他泡一杯浓茶。有时他累得趴在桌上睡着了,我就静静地看着他的侧脸,觉得这辈子就这样,很好。
大四那年春天,我接到我妈的电话,说我爸在工地摔伤了腰,可能要瘫痪。电话里我妈的哭声像一根针,扎进我耳朵里。那天晚上,我跟周岭坐在学校操场的主席台上,夜风吹得我浑身冷。
“我得回去。”
我说,“我爸这样,我妈一个人撑不住。弟弟还在读高中……”
周岭沉默了很久。远处宿舍楼的灯光一盏盏熄灭,最后只剩下路灯昏暗的光。
“你先回去,”
他终于开口,“等我毕业,找到工作,稳定下来,我就接你和叔叔阿姨过来。”
我转头看他。夜色太深,我看不清他眼里的情绪。
“周岭,”
我轻声说,“如果……如果我回不来了呢?”
他没回答。只是握紧了我的手,握得那么紧,像要把我的骨头捏碎。
我回了云溪镇。师大的毕业证锁在抽屉最底层,我在镇中学当代课老师,一个月八百块钱。白天上课,晚上去医院照顾我爸,凌晨回家还要帮我妈做手工活。那段时间,我瘦得脱了形,镜子里的自己眼睛大得吓人,下巴尖得像能戳人。
周岭每周打一次电话来。他说他进了省建筑设计院,说他在跟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说他租了房子,很小,但很干净。他说:“颖颖,再等等我。”
我等了。等了两年。
两年后的端午节,他回来了。开着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停在巷口,引得全镇人围观。他穿着浅蓝色的衬衫,西装裤笔挺,皮鞋锃亮。他还是那么好看,甚至更好看了,身上有种镇里男人没有的从容气质。
那天晚上,他来找我。我站在自家院子的杏树下,身上还围着做饭的围裙。
“颖颖,”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我这次回来,是想跟你说……”
“你要结婚了。”
我平静地接话。
他愣住。
“你妈上个月来我家,跟我妈说了。”
我扯了扯嘴角,想笑,没笑出来,“说你在省城谈了个对象,是你们院长的侄女。女孩家条件好,能帮你留在省院。”
“颖颖……”
他上前一步。
我退后一步,背抵在粗糙的树干上。
“是真的吗?”
我问。
他沉默了。漫长的沉默。杏树的影子在地上晃动,像无数只挣扎的手。
“对不起。”
最后他说。就这三个字。
我把脖子上戴了五年的玉佩拽下来——那是他大学时用第一笔奖学金买的,不贵,但他说能保平安——塞回他手里。
“周岭哥,”
我用小时候的称呼叫他,“祝你幸福。”
他走了。汽车引擎声消失在巷子尽头,我蹲在杏树下,抱着膝盖,哭得像个被遗弃的孩子。但我没让他听见。一滴眼泪都没在他面前掉。
三个月后,我离开了云溪镇。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张师范毕业证,回到了省城。我在人才市场挤了半个月,最后进了现在这家贸易公司,从文员做起,一点点爬到管理层。
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到周岭。省城这么大,两条平行线想要错过,太容易了。
直到三年前的那个雨夜。
公司年会,我喝多了些,站在酒店门口等车。雨下得很大,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面前,车窗降下,露出周岭的脸。
“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