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的木纹硌着脸颊,倒也抵得住几分寒意。
他没脱那身沾着泥土和血渍的军装,就这么趴在桌上,头顶抵着桌沿,呼吸渐渐匀了下来,没过一会儿,就有细微的鼾声从臂弯里漏出来。
其实高层也未必想走强征这条路。
但是南部沦陷后,前线随时可能全线垮塌的情况下,已经无路可走。
感染者的扩散度远预期,常规部队在短时间内折损惨重,兵力缺口大到只能用“填”
的方式来延缓防线收缩。
此时高层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放任感染者突破防线淹没更多城市,要么打破常规征兵流程,用最快度征集一切可动员的力量堵住缺口。
在“生存优先”
的终极命题面前,“强征”
成了明知有后遗症却不得不选的救命稻草。
程序正义在亡国危机前,成了奢侈品。
更别说,严寒和拉锯战也在持续放血,武器、粮食、药品的缺口比兵力更要命。
高层清楚,后方城市的人力是最后的本钱,尤其离前线近的地方,不提前征调,等感染者打过来,这些人要么成牺牲品,要么成需要额外保护的“包袱”
,甚至变成进攻方。
强征本质上是一种“资源前置”
:把潜在的受害者变成防御者,用人力换时间,为后方核心区域的防御部署争取缓冲期。
尤其是若公开承认“常规兵力已无法支撑防线”
,将会引后方城市的集体逃亡和社会秩序崩溃,反而加防线瓦解。
所以民兵征召条例,既是给基层执行部门的“尚方宝剑”
,也是给民众的一种“仪式性安抚”
。
用看似“合法”
的外壳掩盖“无兵可用”
的真相,试图维持“国家仍在有序抵抗”
的表象。
这种“半遮半掩”
的强征,本质是用高压手段避免恐慌扩散,哪怕代价是透支民众对政权的信任。
说到底,强征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在绝境中的应激反应:高层不是在“选择最优解”
,而是在“排除最劣解”
。
他们知道这会激化矛盾,知道这是在透支未来,但在感染者步步紧逼的现实面前,“活过今晚”
比“明天如何解释”
更重要。
就像张涵和苏东在前线的挣扎一样,国家层面的决策,也早已沦落到“先顾着能看到下一个太阳”
的生存本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