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学校都砍了,学生分配是个大问题。没有工作指标,哪个单位也不敢调人进来,超过定编,工资就不好发了。现在实行的定人定编定工资总额,只许节余,不准突破。我们单位今年还有几个下放回乡务农的指标没有完成呢,你说她这时候往哪调?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解决夫妻分居,这是唯一的调动理由和机会。但是,还需要排队。不是你要调就能调的。我了解的关于朱玉的情况就这么多,你们还需要了解什么情况,我可以让人去把相关的人叫来。”
朱玉有调走的念头?
侦察员们精神为之一振。
同宿舍的文静护士也向刑警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
“在医院年青的医护人员中间,我是和朱玉比较好的一个,”
文静说,“朱玉不太喜欢和人交流,有话也不说。但是,她对事情和人的态度比较随和,只不过有一次,我从传达室路过,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封朱玉新到的平信,就顺手放在包里,回来以后交给了她。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可是朱玉不但没有谢我,反而对我说,今后你用不着帮我取信,有信我会自己去拿的。弄得我十分尴尬。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帮她拿过信。”
“朱玉是外地人,平时的信件多不多?”
侦察员问。
“不知道,我不关心她的信件,朱玉现在正处在敏感的年龄,她的事我从不过问,以免她产生误会。”
“你还记得上次给朱玉捎带取的信是从哪里寄过来的?”
“不知道,信封上落款地点是‘内详’两个字。噢,具体关于信件的事你们可以去问一下传达室的老王,他是常白班,每封信都要从他手上经过的。”
文静说。
传达室的王师傅正在当班,听说是调查朱玉情况的,老王把侦察员们领进了传达室的里屋。
“王师傅,请你回忆一下,朱玉来本院工作以后,有青年男子找过她吗?”
侦察人员采取了迂回战术。
“没有,我没有遇到过,”
王师傅十分坚决地说,“是否打听一下其他两个传达员,看看有没有向他们问过路。”
“不用了,呆会儿我们分别找他们谈,”
侦察员打着哈哈,“朱玉平时的信件多不多?都是从哪寄来的?”
“不算多,”
老王回忆着说,“不过,一般的信件和报纸我们都是送到各科室,可是朱玉和我打过招呼,说她的信不必送到科里,她下班来拿。所以,我们从不把她的信送到科室里。朱玉的信有两种,一种是标明了地址的,这种信比较多,也没有规则;另一种是只标着‘内详’二字的,来得比较有规则,每个月有一两封,偶尔也会收到三封。标明地址的大多是从她家乡寄来的,我曾经问过她,至于‘内详’的那种,我没有问过。”
“你没有看清署名‘内详’的那种信的邮戳?”
侦察员们问。
“没有,”
老王抱歉地笑笑,说,“全院每天有很多的信件,有职工的,有住院病人家属的。再说,年青的医生护士也不少,他们收到的信封上经常也是‘内详’两个字。我从不去看邮戳,人家不愿让你知道地址我就不刻意深究。我们干传达员的,知道的情况越少越好,免得惹事生非。”
“最近有没有标有‘内详’字样的信来过?”
侦察员问。
“春节前有过,春节后没有。”
王师傅说。
专案组长立刻检查了朱玉的遗物。信件是放在箱子里的,在案发后已经被详细地检查过一遍了,没有从信中发现对案件有价值的线索。
足有半尺高的信件重又放在专案组的桌子上。刑侦人员没有发现标有‘内详’二字的信封。
是被朱玉阅信后毁了还是被杀人凶犯拿走了?不管是哪种情况,刑侦人员都一致认为,信件的失踪和朱玉被害案有直接的关联。
假如信件是被朱玉毁了的,可以说明,朱玉不愿让别人看到她的信,信里隐藏着天大的秘密;如果信件是被凶手取走的,足以证明凶手就是写信人或与信件有着相当深的渊源。
署名为“内详”
的信件可以从外埠寄来,也可能是从本埠发出的。传达室老王肯定地说是外埠的。他讲述了理由:“我曾注意过朱玉写有‘内详’字样的来信上贴的都是八分钱邮票,如果是内埠的只要贴四分钱邮票。”
写信的是外地人,专案组对这一点确信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