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就这样结束一生,我的怨恨将无法消除。“因遂泣下,见者伤焉。”
一个“少骁果有胆力”
的武将,在人前流泪。
请注意,他说的是“身不能死”
——不是“不想死”
,而是“不能死”
。这个“不能”
,里面有多少无奈、多少自我开脱、多少真实的犹豫,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知晓。
他本可以选择在台城陷落时自刎殉国。他没有。
他本可以选择拒绝侯景的任命,以死明志。他没有。
他选择了活下去,选择了接受那个他可能并不想要的官职,然后在一个深夜,对着亲信流泪。这是软弱,还是坚强?这是怕死,还是求生?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他没有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他的良心一直在灼烧他。他没有像许多失节者那样,给自己找出一套完整的辩护词,然后心安理得地开始新生活。他痛苦,他自责,他流泪。
这种不心安,可能就是“守义”
的残存痕迹。
第五幕:出奔江陵与东莞之死
太清三年(549年),羊鸦仁做出了一个决定:“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数百人迎之,将赴江陵,至东莞,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诸子所害。”
他从建康逃了出来,目标是江陵。江陵是湘东王萧绎的驻地。在侯景之乱中,萧绎坐镇江陵,是梁朝宗室中最具实力的一方势力。羊鸦仁想去江陵,意味着他想效忠萧绎,或者说,想重新站到梁朝抵抗力量的一边。
数百名旧部迎接了他。这说明羊鸦仁在这些年的军事生涯中,确实得到了部下的拥戴。这些人和他一起南归、一起征战、一起经历了涡阳之退和东府城之败,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抛弃他。
但他们最终没能走到江陵。在东莞(今江苏境内),羊鸦仁被荀伯道的儿子们杀害了。荀伯道是什么人?为什么他的儿子们要杀羊鸦仁?《南史》提供了更多的细节:荀伯道是故北徐州刺史,他的儿子荀晷具体实施了这次谋杀。
但史书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动机。从上下文推断,荀伯道家族与羊鸦仁之间,可能存在着旧怨。这种旧怨可能与羊鸦仁在北徐州地区的军事活动有关,也可能与投降、背叛、地盘争夺等复杂因素有关。
在那个乱世里,杀死一个失势的降臣,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他失去了皇帝的保护,失去了军队的庇护,甚至失去了“合法”
的身份——一个从侯景那里逃出来的人,在很多人眼中,既不是梁臣,也不是侯臣,只是一个可以随意处置的“无主之人”
。
羊鸦仁死了。死在前往江陵的路上,死在试图重新效忠的路上,死在他自己的故地之一。
《南史》记载了他在临死前的最后一个动作:“临死以报效不终,因而泣下。”
他想报效朝廷,但没能做到。临死之际,他再次流泪。
两次流泪,一次在侯景的朝廷里,一次在生命的终点。这大概是一个“凡流”
最后的告别方式。
第六幕:复仇的循环
羊鸦仁的故事,在他死后还没有结束。
他的侄子羊海珍,在得知叔父的死讯后,做了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后鸦仁兄子海珍知之,掘晷父伯道并祖及所生母合五丧,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杂他骨,作五袋盛之,铭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
掘坟!五具棺柩,包括荀晷的父亲、祖父、生母。羊海珍将他们的骨殖各分一半,焚烧之后,与其他的骨头混在一起,装成五袋,在袋子上标注“荀晷祖父母某之骨”
。
这是一种刻骨的仇恨。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恶毒的报复方式之一。
如果只是看这段记载,我们可能会觉得羊海珍的行为过于残忍、过于极端。但如果我们把自己代入那个时代、那个家族的处境中,这种报复就变得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须”
。
家族中的优秀子弟被人杀害了。作为家族,你要么复仇,要么从此在乱世中丧失立足的资格。复仇是野蛮的,但乱世本身就是野蛮的。
羊鸦仁的“守义”
,最终以家族复仇的野蛮形式收场。这构成了一种残酷的反讽:一个被评价为“守义以殒”
的人,他的侄子却用掘坟焚骨的方式来表达忠诚。
义与暴,在这个故事中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割。
第七幕:历史的评价——为什么是他?
《梁书》史臣姚思廉的评价:“而羊侃、鸦仁值太清之难,并竭忠奉国。侃则临危不挠,鸦仁守义殒命,可谓志等松筠,心均铁石,古之殉节,斯其谓乎。”
《南史》李延寿的评价:“王神念、羊侃、羊鸦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宠任。既而侃及鸦仁晚遇屯剥。侃则临危不挠,鸦仁则守义以殒。古人所谓‘心同铁石’,此之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