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阳在哪里?在长江北岸,正对着建康的采石渡口。这是梁朝京师防线的第一道大门。谁控制历阳,谁就掌握了进入建康的钥匙。后来侯景渡江,就是从历阳附近的横江渡江,夺取采石——如果当时历阳的防务更严密一些,历史可能就要改写。
这个任命的分量,不需要多说了。梁武帝把羊鸦仁放在这里,说明他对这个“骁果有胆力”
的降臣,已经建立起了相当的信任。
第三幕:从中大通到大同——一个降臣的上升曲线
中大通四年(532年),羊鸦仁出任持节、都督谯州诸军事、信威将军、谯州刺史。
谯州,治所在今天的安徽亳州。这里地处梁魏边境,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地区。在此前后,梁朝的镇北将军元树——另一位北魏降臣,还是北魏宗室——正在北伐,攻拔了谯城。
羊鸦仁在这个时候出任谯州刺史,显然是与这场军事行动相配合的。他需要稳住谯州这一片新收复的土地,需要处理与当地豪强的关系,需要防备北魏的反扑。
这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任务。但没有迹象表明羊鸦仁做得不好。相反,他在这个职位上稳稳当当地待了下来,直到大同七年(541年)。
这一年,他的仕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除太子左卫率,出为持节、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诸军事、轻车将军、北司州刺史。”
太子左卫率,这是负责太子东宫宿卫的高级武官。这个任命意味着羊鸦仁已经进入了皇帝最信任的武将圈子。梁武帝把太子的人身安全交给了他——对于一个降臣来说,这是极高的信任。
而“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诸军事”
,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信号。南司州、北司州、豫州、楚州,这四个州分布在淮河一线,是梁朝抵御东魏的最前沿。羊鸦仁成为了这一整条战线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一个从北魏归降的汉族武将,在归梁二十年后,获得了梁朝北部防区的最高军权。这不是一件小事。在梁朝的历史上,能让降臣掌握如此规模军权的情况,并不多见。羊鸦仁能做到这一点,靠的不是他的出身——泰山羊氏虽然显赫,但在梁朝并不缺这样的门阀;靠的不是他的战功——虽然“累有功绩”
,但还不足以与那些名将相提并论。他靠的,可能是一种稳定的可靠性。
梁武帝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尤其对武将。但羊鸦仁身上有一种不张扬、不越界、老老实实干活的气质。他不像羊侃那样光芒四射,不像元法僧那样野心勃勃,不像王神念那样老谋深算。他就像一个忠诚的工兵,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不抱怨,不邀功,不搞小动作。这种气质让梁武帝觉得,这个人是可以放心用的。
然而,命运即将在几年后,把这个“可靠”
的人推入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局面。
第四幕:侯景之乱中的身心煎熬
场景一:三万精兵与一场豪赌
太清元年,公元547年。这一年,北方的东魏生了两件大事:权臣高欢死了;侯景做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带着他的地盘,投降南梁。
梁武帝兴奋极了。这位已经八十四岁高龄的皇帝,从来没有放弃过北伐中原的梦想。从普通年间开始,他就不断地招纳北方降人,赐官赐爵,安排在北疆,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恢复中原”
。在他看来,侯景来降,简直是上天赐予的机会。只要接应好侯景,梁军就可以在河南站稳脚跟,进而整个北方都在望了。
所以他派出了羊鸦仁:“侯景降,诏鸦仁督士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万,趋悬瓠应接景,仍为都督豫司淮冀殷应西豫等七州诸军事、司豫二州刺史,镇悬瓠。”
三万精兵,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在南北朝时代,三万精兵足以改变一场战役的走向。要知道,后来侯景偷袭建康,渡江时也只有八千人,真正攻入建康时只剩数百。梁武帝把三万人交给了羊鸦仁,命令他北上悬瓠(今河南汝南),接应侯景。
更夸张的是任命后面的部分:“都督豫司淮冀殷应西豫等七州诸军事”
。七州都督,这是什么概念?整个河南、淮北的战区,几乎全部划归羊鸦仁指挥。这是梁朝历史上罕见的大权限。此前从未有任何一个降臣获得过如此广泛的军权。
梁武帝在豪赌。他在赌侯景的投降是真心的,在赌东魏会因为内乱而无暇南顾,在赌羊鸦仁能够消化这一大片新土地。
羊鸦仁接过了这个任务。他没有选择。作为一个“凡流”
,一个自认为平庸的人,他从来不是决策者。他只是执行者。皇帝说北上,他就北上。皇帝说镇悬瓠,他就镇悬瓠。
三万大军,七州都督,司豫二州刺史。这些头衔,在纸面上看起来光芒万丈。但羊鸦仁自己心里清楚,他接下的是什么样的重担。
这个担子,很快就要压垮他。
场景二:涡阳之败与进退两难
侯景投降梁朝后,东魏的反应非常激烈。高澄派出了他手中最强大的将军——慕容绍宗。慕容绍宗是那个时代被低估的军事天才。他是前燕皇族的后裔,精通兵法,尤其擅长以少胜多。他在涡阳(今安徽蒙城附近)与侯景展开决战,一战将侯景打得大败。侯景的河南十四州土崩瓦解,他自己带着残部逃到了寿春。
侯景败了,但真正被坑惨的,是在悬瓠的羊鸦仁。因为侯景败得太快,梁军北上接应的窗口期瞬间消失。羊鸦仁的三万人,从“接应部队”
变成了一支孤军,孤悬在淮河以北的敌境中。
消息传到羊鸦仁那里时,他正在悬瓠。“会侯景败于涡阳,魏军渐逼,鸦仁恐粮运不继,遂还北司,上表陈谢。”
魏军渐逼。侯景兵败,意味着梁军失去了在河南最重要的盟友和缓冲。慕容绍宗的东魏军队开始向南推进,目标直指羊鸦仁据守的悬瓠。而羊鸦仁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敌人,而是粮草。
悬瓠在淮河以北,远离梁朝的核心区域。三万精兵的粮草供给,需要经过漫长的运输线,穿越淮河,跨越敌境边缘,然后才能到达。这样的补给线,在和平时期都很难维持,更不用说在敌军压境的时候。一旦慕容绍宗派骑兵截断粮道,三万大军将不战自溃。
羊鸦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继续坚守悬瓠,一旦粮道被切断,三万大军将面临覆灭的危险。所以他选择了撤退。
“遂还北司,上表陈谢。”
——他带领军队撤回北司州(治今河南信阳一带),然后给皇帝上表,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是一个将军事判断置于个人荣辱之上的决定。作为一个带兵将领,他先考虑的是保住这三万人的命。作为一个降臣,他没有选择隐瞒不报、留在前线等死,而是主动撤退并上表请罪。
但梁武帝不这么看:“高祖大怒,责之。”
梁武帝的愤怒,有其合理的成分。羊鸦仁的任务是接应侯景、守住河南,现在侯景兵败、河南失守,三万大军不战而退。这对于梁武帝的北伐战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挫败。皇帝需要一个出气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