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觉,把大量国库财产用于建寺、舍身、斋僧。据《南史》记载,梁武帝先后四次“舍身”
同泰寺,每次都由群臣用亿万钱把他赎回来。这笔钱从哪里来?最终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而围绕在他身边的中枢要员,尤其是那个着名的“宠臣”
朱异,最擅长的本事就是让皇帝觉得“天下太平,啥事没有”
。朱异有多厉害?他“善窥人主意曲”
,皇帝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堪称梁武帝的“嘴替”
。侯景后来起兵时,打出的旗号就是“诛杀奸臣朱异”
,可见朱异在朝野的声名有多臭。而贺琛,显然不是那种人。
贺琛看不下去了,上了一道“封事”
——就是密封的奏章,理论上只有皇帝本人能看。这封奏疏的核心内容,史书保存了下来,用今天的白话总结,就是四大指控。
第一,户口减落,老百姓跑光了。他说:“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
意思是:北方的敌人已经安分了,正是应该休养生息的时候,可是全国的户口却在减少。朝廷说赋税很轻,但地方上收租收调,拖欠的堆积成山。百姓没法安家,这难道不是地方长官的过错吗?
第二,官员贪残,世风奢靡。他说:“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
意思是:现在全国的太守、县令,几乎都崇尚贪暴,很少有清廉的。原因是什么?是社会风气太奢靡了。你要让官员廉洁,又不治理奢靡之风,怎么可能?应该严令禁止奢靡,提倡节俭。
第三,小人得志,钻营成风。他说:“斗筲之人,诡竞求进,运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
意思是:现在那些才器浅薄的人,用点小聪明就拼命往上钻。他们以苛刻为能干,以排挤为本事。这种风气一天不除,国家的弊病就一天不消。
第四,财政空虚,该省钱了。他说:“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虚,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良有以也。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事省则养人,费息则财聚。”
意思是:自从北伐以来,国库已经空了。现在明明没有战争,朝廷却天天忙得不可开交,钱还是不够花。国家疲弊,就应该精简事务、节省开支。事情少了,百姓就能休养;开支省了,财富就能积聚。
这四条,每一条都戳在梁武帝的痛处。
但梁武帝的反应,用史书原文说,是四个字:“武帝大怒。”
他不是一般的生气。他干了什么?他把负责起草诏书的主书叫到跟前,他口述,让主书记录,写了一道长长的敕书来骂贺琛。这道敕书,是中国封建史上“君主反驳谏臣”
的经典文献。梁武帝的核心逻辑是:“我当皇帝四十多年了,天天听谏言,听得还少吗?你说的问题,请你具体指出是谁。你说官员贪残,请问是谁贪?你说小人得志,请问是谁钻营?你说吹毛求疵,请问是谁在吹?你说深刻绳逐,请问是谁在搞?一个人要有资格指责别人,首先自己得没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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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梁武帝还拿出了两个历史典故:“你说的这些问题,让我想起了秦二世信任赵高、汉元帝托付王莽。你到底想干什么?”
好家伙,把贺琛比作“亡国之音”
的先兆。这就像你给领导提了个建议,领导回复你:“你这是在诅咒公司倒闭吗?你是不是竞争对手派来的?”
贺琛的内心大概是崩溃的:我明明是为你好,你怎么把我当成了预言家?
我们可以试着还原一下梁武帝的口吻。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皇帝,坐在御案后面,花白胡子气得发抖,指着主书说:“你给我写!就说朕有天下四十余年,公车谠言,日闻听览……他贺琛说什么‘百司诡竞求进’,那你告诉朕,到底谁在诡竞?他贺琛说什么‘吹毛求疵’,那朕倒要问问,是谁在吹毛求疵?他贺琛说什么‘深刻绳逐’,又是谁在深刻绳逐?朕怎么一个都没看见?他贺琛自己买豪宅被免官,屁股就不干净,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朕?他是不是想学赵高、王莽,来亡我大梁?”
主书战战兢兢地记着,额头上全是汗。
贺琛接到这道敕书,史书只记载了一句话:“琛奉敕,但谢过而已,不敢复有指斥。”
意思是:贺琛接到皇帝的批文,只能谢罪,再也不敢指斥什么了。
“不敢复有指斥”
这六个字,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有力。它标志着一个真正的谏臣,在绝对的皇权面前,彻底闭嘴了。他曾经在贩粟的山路上读《礼记》,他曾经在文德殿里让皇帝“移晷刻”
,他曾经为国家创设了无数礼仪规章。但在王朝覆灭的前夜,他想说的话,全被皇帝的一道敕书噎了回去。梁武帝的反驳,从逻辑上看其实非常巧妙。他抓住了贺琛奏疏中的“笼统”
之处——贺琛没有指名道姓,给了皇帝反诘的空间。这是一种典型的“制度性反谏”
:你既然说有问题,那你就指出具体的人和事;你指不出来,你就是空谈。
但问题在于:一个王朝到了需要皇帝亲自下场“噎死”
谏臣的时候,它还有救吗?公元548年,也就是贺琛“不敢复有指斥”
后的第三年,侯景举兵叛乱,率八百残兵渡过长江,直扑建康。梁武帝的“盛世”
幻梦,在一个北方降将的刀锋下,碎得连渣都不剩。
第四幕:血色建康——一个礼仪专家在乱世中的最后体面
太清二年(548年),梁朝的天塌了。
侯景,这个被梁武帝“慈悲为怀”
收纳的北方降将,反手就是一刀。他率军围攻建康,梁武帝的太子萧纲和百官被困在台城(宫城)之内。贺琛此时已经六十六岁。他被任命为云骑将军、中军宣城王长史,和司马杨曒一起留守东府城——这是建康城东南的一座重要军事要塞。
但侯景的军队来势汹汹,东府城很快陷落。史书原文是:“贼寻攻陷城,放兵杀害,琛被枪未至死。”
“被枪未至死”
五个字,把当时的情景写得触目惊心:侯景的乱军破城后大开杀戒,贺琛被长枪刺中,伤重,但没死。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贺琛至少还是一位在守城战中负伤的忠臣。但侯景没让他死得这么体面。
侯景的人把重伤的贺琛找出来,用担架抬到宫城(阙下),逼他去见王克和朱异——这两个人,是当时台城内主持防务的官员。侯景的目的很明确:让贺琛去劝降。这就是侯景的残忍之处。他抓了一个全梁朝最德高望重的礼仪专家,然后逼他去干最不“礼仪”
的事——用自己的声望,去劝自己的同僚开门投降。
贺琛被抬到宫阙之下,面对王克和朱异。王克等人责备他。史书只用了四个字:“涕泣而止。”
他哭了,没有说出一句劝降的话。这是贺琛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刻,也是最体面的时刻。狼狈的是,他浑身是伤,躺在担架上,被乱军抬来抬去;体面的是,他守住了底线。一个“容止都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