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稷对此极为愤慨。后来有一次侍宴,他向梁武帝抱怨:“杲是臣通亲,小事弹臣不贷。”
——陆杲是臣的近亲,为一点小事就弹劾臣,毫不留情!
武帝的回答堪称官场艺术的巅峰:“杲职司其事,卿何得为嫌?”
翻译:陆杲是御史中丞,弹劾百官是他的本职工作。他履行职责,你有什么好抱怨的?
这个回答,冠冕堂皇,滴水不漏。但潜台词是什么?武帝没有说“他弹劾的不对”
。武帝没有说“你的那些事不算什么”
。武帝只是说“他有这个权力”
。这个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而对于陆杲的弹劾状,武帝的处理方式是:“留中竟不问。”
这是最绝的。不批复,不驳回,不处理,就这么搁着。让弹劾一直悬在张稷头上,像一把随时可能落下的刀。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下一秒会不会被治罪。这种心理折磨,比直接给他一个处分残酷多了。
亲族弹劾,君主冷眼,满朝非议——张稷的每一天,都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
场景三:最后的挣扎——给儿子取名也有深意
“稷虽居朝右,每惭口实。”
张稷虽然位列宰辅(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副总理),但天天被人戳脊梁骨。他觉得自己成了全天下的笑话。
他想反抗,但不知道怎么反抗。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给儿子改名。他的三个儿子:长子名伊,字怀尹。次子名霍,字希光。三子名畯,字农人。
“伊”
是伊尹,“霍”
是霍光。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元勋,辅佐商汤灭夏,后来还辅佐了商汤的孙子太甲(太甲一度被伊尹放逐,改过后又被迎回复位)。霍光是西汉重臣,汉武帝托孤大臣,辅佐汉昭帝,后来又废黜了荒淫的昌邑王,迎立汉宣帝。这两个人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都辅佐过幼主,都废黜过昏君,都被视为“社稷之臣”
而非“篡位之贼”
。
张稷用这两个名字,是在为自己做心理辩护:我不是弑君者,我是像伊尹、霍光那样,替天行道、匡扶社稷的人!
《南史》说:“同字不见,见字不同,以旌其志。”
这些字的寓意都不是表面的,而是指向他的内心:我不甘心做“弑君者”
,我要做“社稷之臣”
。
然而,没有人关心他给孩子取了什么名字。朝野上下对他的定性,早在他杀了东昏侯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
“既惧且恨,乃求出,许之。”
他既害怕梁武帝哪天翻脸清算,又愤恨满朝文武的指指点点。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主动请求外放。梁武帝批准了。
第六幕:青州城内,513年冬天的寒夜
天监十年(511年)正月,梁武帝正式下诏:尚书左仆射张稷出任安北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次年正月,进号为镇北将军。
青州、冀州,在当时是南朝和北魏对峙的前线。张稷从朝廷一把手(尚书左仆射)变成了边关守将。这与其说是外放,不如说是流放。与其说是委以重任,不如说是眼不见为净。
到了青州的张稷,什么样?《南史》记载:“不得志,常闭门读佛经。”
当年那个在寿春城头指挥若定、在含德殿外慷慨陈词的张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心灰意冷、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佛经的中年人。他读佛经,是真的信,还是求心安?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的心已经不在政务上了。
而他那“性疏率”
的老毛病,在和平时期就变成了致命的短板。“禁防宽弛,僚吏颇致侵扰。”
他对军务疏于管理,防御松懈;手下的官吏们没了约束,开始大肆侵扰百姓。
天监十二年(513年)冬十二月,一个叫徐道角的州民,趁着夜色,带着一伙人袭击了青州城。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民变”
。没有精心策划,没有里应外合,就是一伙愤怒的百姓,在黑夜里冲进城来。
而青州城的防御,“宽弛”
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居然就这么冲进来了。然后,他们找到了那位终日闭门读经的刺史大人。张稷被杀,时年六十三岁。
《梁书》卷二《武帝纪》记了寥寥几字:“冬十二月……青州刺史张稷为州人所害。”
同一时期,《梁书》卷十六本传说:“有司奏削爵土。”
这就是张稷的结局:被自己治下的百姓杀死,死后还被有司奏请削夺爵位。一个曾经手刃暴君、叱咤风云的人物,竟落得如此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