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克劳斯,慕尼黑大学艺术史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东方古典主义的静态美学研究——以日本能剧和茶道为例》。
“原来根子在这儿。”
张红旗看着资料,心里有了底。
这个人不是被收买了,而是他的知识结构和审美体系,决定了他天生就欣赏不了《红高粱》这种充满动态和爆力的东西。
要说服他,比登天还难。
但张红旗也没打算去说服他。
一个评委会有七八个人,搞不定一个,那就去搞定其他的。
他又让傅奇去查另外几个关键评委的资料。
很快,一个名字进入了他的视线。
伊莎贝尔,西班牙着名女导演,也是评委会里唯一一位重要的女性评委。
她的电影,以大胆的色彩运用、关注女性困境和充满激情而闻名。
她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个色彩主义电影的狂热倡导者。
“找到了。”
张红旗的手指,在伊莎贝尔的名字上,轻轻敲了敲。
这就是他们的突破口。
下午,一场“非正式”
的下午茶会,在卡尔顿酒店一个僻静的小花园里举行。
没有媒体,没有闪光灯。
张红旗通过一个法国文化界的朋友,只邀请了伊莎贝尔和另外两三位在戛纳很有影响力的女性影评人。
茶会上,张红旗绝口不提电影,不谈艺术,甚至不谈《红高粱》。
他把主场,完全交给了巩皇。
在李健群的精心设计下,巩皇没有穿任何华丽的礼服。
她就穿了一身很简单的质地很好的米白色棉麻套装,长随意地披在肩上,脸上几乎没有化妆。
她整个人,看起来干净、素雅,但又透着一股子压不住的英气。
她就坐在那里,用她那还带着山东口音的不那么流利的英语,给那几位欧洲女性,讲故事。
她讲的不是剧本里的故事。
是她为了准备这个角色,在山东高密农村体验生活时,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那些农村妇女的故事。
她讲一个叫“二嫚”
的女人,丈夫死了,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回家纺棉花,硬是靠着一双手,把三个孩子都供上了学。
她讲一个叫“巧珍”
的姑娘,为了反抗父母安排的婚事,一个人跑到青岛的纺织厂打工,每个月给家里寄钱,她说“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
。
她讲那些女人们,怎么在贫瘠的土地上,笑着,骂着,哭着,用最泼辣,最坚韧的方式,活下去,把自己的血脉,一代代传下去。
她的讲述,没有技巧,全是真情实感。
伊莎贝尔和那几位女评委,听得入了神。
她们从巩皇的讲述里,听到了国界和语言都无法阻挡的属于女性的共同的生命力量。
她们看着眼前这个高大的未经雕琢的像一棵白杨树一样的中国女演员,眼神里充满了欣赏和感动。
就在这时,张红旗才恰到好处地轻声补充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