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且静听。宋儒讲「天理』,阳明先生讲「良知』与「心即理』。」
众人点头,凡是对儒学理论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就是理学和心学的核心争论点。
「我等争论百年,皆以为对方所言是错,自己所持是对。可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略略提高声调,压下细微的议论:
「宋儒口中的「天理』,与阳明先生所讲的「良知』之「理』,本就是两种东西?」
讲堂内倏然一静。
孙文启都傻了,还能这么解释?
「宋儒所言天理,」苏泽一字一句道,「是天地万物运行之根本法则。」
「日月为何东升西落?水为何往低处流?草木为何春生秋杀?鸟兽为何形貌各异、代代渐变?此等法则,亘古不易,不因尧存,不因桀亡。」
「它就在那里,等著人去现、去总结。」
「宸学士观海鸟之喙、化石之层,武清伯记豌豆之高矮、花色之比例,他们所触及、所归纳的,正是此等「天理』。」
「研究此理,须从现象出,观察、测量、实验、归纳,由表及里,由具体至抽象,最后得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纵贯古今而不变的规律。此法,可称为「格物穷理』,也就是「天理』!」
他停下,让这番话沉淀。
不少方才激烈反对的儒生,此刻眉头紧锁,陷入思索。
「而阳明先生所言「良知』,」苏泽话锋一转,「及其所引申之「理』,关乎的并非星辰鸟兽,而是人。」
「是人伦,是道德,是社会之序,是人心之所向。」
「父子何以当亲?君臣何以当义?见孺子入井,为何会生恻隐?此等道理,源于人性,成于社会,亦随时代而迁流变化。」
他举了个例子:
「三代之礼,与今时之礼,同否?汉唐之制,与当今之制,一否?」
这个问题出来,众儒生纷纷摇头。
从敦煌书简中可见,唐代的制度与如今迥异,社会风俗也完全不同了。
唐代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三代和秦汉了。
「若说「天理』亘古不变,那这些显然变化著的规矩、观念,又是什么?它们也是「理』,却是属于人间的理,我姑且称之为「人理』。」
「此人理,植根于人心之「良知』,却非一成不变。它因时制宜,因地而异,因势而导。研究此人理,就不能像观察海鸟那样,只靠外在测量。」
「因为人心幽微,社会复杂,必须反求诸己,体察本心之良知,再推己及人,探究这良知在具体时代、具体情境下,应如何用,如何形成合宜的规范。此法,正是阳明先生所倡「致良知』。」讲堂内鸦雀无声。
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将「理」如此清晰地区分为两种,而且听起来,两种似乎都能自圆其说,甚至能与上的惊人现对应起来。
还能这么分!?
嘉靖年间的灵济宫讲学,就是心学和理学的一次对战。
心学势大之后,心学内部又分裂成诸多派系。
其实很多儒生也是迷茫的。
汉代的今文古文之争,唐代的古文骈文之争,宋代儒家各派更是争出了党争。
儒生也向往先秦儒学启蒙时代,那种大一统的景象。
苏泽竞然要一统儒学!
苏泽等大家消化了这些内容,这才总结道:
「宸公现「物竞天择』,武清伯实践「人工选育』,他们是在探究、验证「天理』。」
「他们所行,正是宋儒「格物穷理』之路,只不过走得更远,方法更实。」
「而诸位担忧此说动摇人伦根本,是将「天理』与「人理』混为一谈了。」
苏泽继续阐释两者的区别:
「「天理』讲生存竞争、自然选择,是描述万物的客观规律;「人理』讲仁义礼智、伦常秩序,是规范人类社会的主观构建。两者范畴不同,方法不同,目的亦不同。」
这时,下终于有人忍不住高声质疑:
「苏大人此言,虽听起来巧妙,却难免有割裂之嫌!天人之际,向来一体,岂能截然二分?」「且按此说,我等儒生,到底该求何种理?莫非一半人去格鸟兽草木,一半人去致内心良知?学问岂不支离破碎?」
天人感应学说,这是汉儒的核心学说。
苏泽这一套学说,显然将天理和人理对立起来了。
这问题尖锐,直指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