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算是这样,《商报》还不是最激进的。
大的还在后面。
《新乐府报》迅跟进,以更激进的姿态加入论战。
李贽在头版刊出长文,题为《约民说》。
文章开篇直指核心:
「上古之世,民聚而居,何以不散?盖因有约。」
「约者何?共猎则分肉,共耕则均粮,遇外敌则同御。此非天授,乃人自为。」
「后立君臣,设官府,亦为此约之延伸一一民出粟米力役,以养君吏;君吏守土安民,断讼平冤。各尽其分,各取所需。」
他笔锋一转:
「然今之「役』,早已失约之本意!」
「古之役,修沟洫、筑道路,利及乡里,民虽劳而见其功。今之役,多充衙门奔走、驿传搬运,于民何益?」
「更甚者,役折为银,不过变个名目收钱。百姓未得免劳,反多一层盘剥。介休票号之弊,非孤例也!李贽援引儒家经典:
「孔子曰:「使民以时。』孟子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圣贤所重,在民之力用于生产,非耗于无谓之差遣。」
「《周礼》有「均人』掌力政,必「丰年则公旬用三日,中年则公旬用二日,无年则公旬用一日』。其制本为恤民。」
「而今不分丰歉,不论城乡,一概征银。农人离田,工匠辍作,皆为此银奔波。岂非背圣贤之意?」他提出关键质问:
「朝廷既征田赋、商税、市税,已取民之财。为何另立「役』名,再征一道?」
「若谓养兵卫疆、设官治民需费,何不并入户税、商税之中?名目繁多,徒增胥吏上下其手之机。」对于吴县的做法,李贽并不认同:
「蔡令以坊主代缴、抵扣商税,看似巧妙,实乃承认「役银』不当征一既不当征,何须绕此大弯?」「更由此滋生新弊:小坊主匿报雇工,雇工为保工而「自愿』不登册。官府所得不增,百姓实惠未落,唯中间又多一层曲折。」
他给出结论:
「当今之务,非修修补补,而当正本清源。」
「力役之征,起于古时官府无财募工,故以民力充公。今朝廷财用已丰,各地征商税、设市舶,岁入倍增。既有银钱,何不募人充役?既可募人,何必强征民力?」
「故请罢天下力役及折役银,将其所需经费,并入正税统筹。明示百姓:尔等所纳之税,已含保安、治河、驿传诸费。自此,农专于耕,工专于艺,商专于货殖,各安其业,而国用亦足。」
文末,李贽呼吁:
「约贵在信,法贵在简。与其以「一条鞭』捆缚新旧,不若斩断旧枷一一役之名,当绝于今日。此非违祖制,乃复归「使民以时』之古义;非损国用,乃使取予分明,民无隐痛。」
文章用字简白,正符合李贽推动的「新古文运动」。
这篇文章在京师再掀波澜。
苏泽看完这篇文章,却产生了一种滑稽的感觉。
明明是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最反腐儒的李贽,在文章中还要引用儒家经典,大概是连李贽都知道自己的理论惊世骇俗,所以要用先贤的理论来背书。
李贽这篇文章,已经接触到了社会契约的大门了,只不过李贽文章只是批判徭役,主张取消徭役,并没有进一步的散分析。
但是这也已经足够了。
朝廷征税,百姓纳税,这件事在中华大地上,就如同日升月落,从没有问过「为什么要收」。当然,百姓活不下去,也会揭竿而起抗税。
但是抗税的名义,往往都是「苛政」,是从道德上批判官府。
从没有一个读书人,从法理上质疑过某些税「该不该收」,也没有一个读书人论述过要不该收的税应该怎么办。
李贽这篇文章,再一次引了朝廷和民间的激烈讨论。
这件事,从最初的政策问题,先变成了吏治问题,然后又变成了现在的政治问题。
内阁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