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核算清晰,厘清历年及未来预算中,哪些开支明确由国库承担,哪些由内帑承担。互查中现的帐目差异,需在明确权责归属后,分别由户部或都察院跟进核查、追责。」
「记住,」苏泽语气加重:「这不是户部单方面索要,而是双方在御前财政会议」框架下的正式协商」
。
「你户房作为中枢协调,职责是搭建平台,厘清议题,把双方的诉求和代价都摆到明面上。」
「最终的议定章程,必须权责清晰,经得起推敲,经内阁审议后,由陛下御前定夺。」
魏恽心中的巨石终于落地,思路豁然开朗。
苏泽这一手,四两拨千斤。户部想要钱?可以,但得先把内帑替国库扛的雷接过去,还要把糊涂帐算明白。这等于把球精准地踢回了户部半场,逼他们在「要钱」和「担责」之间做艰难抉择。
而「御前财政会议」这个苏泽一手推动建立的新机制,正好成了解决此事的绝佳平台。
他立刻躬身领命:「下官明白了!这就去拟定提纲,梳理历年内帑代支国库项目的详细帐目和依据,准备与户部、内承运司先行沟通,为御前财政会议预作铺垫。」
思路清晰了,行动就有了方向。这场围绕著金山银海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等到魏恽离开,苏泽继续刚才的思考。
其实这套方案,还是有利于户部的。
但并不是因为苏泽出身官僚系统,就偏袒官僚。
而是财政是一门学问,征税更是一门巨大的学问。
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是不是近现代国家,就看这个国家能不能很好的将税收征收上来。
内承运库掌管内帑,其运作本质是皇家私库的延伸,依赖的是皇帝信任的宦官体系。
张诚在登莱铸币厂初期的表现即是证明,只要目标明确、范围可控,太监们凭借对皇权的绝对依附和执行力,能办成事。
然而,当涉及到一个庞大帝国的、需要长期稳定、精细管理、广泛监督的国家财政体系时,太监系统的根基性缺陷便暴露无遗。
国家财政,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问。
它需要精通算学、熟悉律法、了解地方民情、懂得经济流转规律的专业人才。
可以说大明的官僚不好,但是文官体系通过层层科举选拔,以及吏员体系的实践经验积累,至少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专业人才池。
户部、地方布政使司、府州县的钱粮师爷,构成了一个虽不完美但覆盖全国、具备基本专业素养的网络。
而太监系统呢?其选拔和晋升核心在于「忠」与「得宠」,在于揣摩上意和宫廷斗争的手腕。
不可否认,司礼监中也有精明强干的太监。
但他们对国家经济的整体把握、对复杂帐目的审计能力、对税源培育的理解,根本无法与一个成熟的文官官僚集团相提并论。
这也是为什么面对日益增长的收入,内承运司也诚惶诚恐的原因,他们也清楚自己管不好这么大的一笔钱。
此外,文官系统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有六科给事中、都察院这样的专职监察机构,有派系之间的相互制衡,如今还有报纸舆论的监督。
更重要的是,大明官场已经运行至今,也有一套程序和法度维持运转,算是还有制衡在。
户部与内承运司的互查,最终现问题线索需要移交都察院立案,正是这种制衡机制的体现。
而内廷太监系统呢?其运作高度封闭,主要向皇帝个人负责。监督几乎完全依赖于皇权本身和司礼监内部争斗。
将国家财政命脉系于这样一个缺乏透明度和外部监督的体系,风险何其巨大?贪腐、滥用、效率低下几乎是必然。
原时空,万历为了征税派太监征收矿税,最后的结果就是全国怨声载道,各地生了反抗矿税的暴动。
最后一点,国家财政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政策延续性和执行力。
文官集团,尽管存在党争和惰政,但其庞大的体系和固有的规则程序,提供了相当程度的稳定性。
官员更迭,但衙门的章程、档案、惯例仍在,保证了基本职能的运转。
反观太监系统,高度依赖主事者的个人能力和皇帝的宠信。一朝天变,人亡政息是常态。
张诚若失势,现在运行的内帑管理办法很可能瞬间崩解。
就像是现在,陈洪倒台,东厂立刻陷入混乱。
这种建立在个人而非制度上的体系,无法为国家财政提供长治久安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