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不难现,为了应对严嵩父子的巧取豪夺,王忬找人摹造《清明上河图》,实出于无奈。对此不宜苛责。
更值得注意的是,黄彪摹造的长卷,竟然能以假乱真,瞒过严嵩父子的眼,不也证明其画的画工,不在张择端之下?
第二则故事,是说这些“伪好物”
,通过种种渠道,成为清宫典藏的一件事。
史书有载,康熙皇帝在六十岁生辰之时,曾收到大量臣子进献的名家书画,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驹等人的作品,赫然在列。
这些作品中,充斥着大量伪作——尤其是“苏州片”
,算不得真古董,但康、雍、乾三朝皇帝,却对之极为重视。
比如,康熙命人对着《汉宫春晓图》的“苏州片”
作品,进行仿制;
雍正着人按“苏州片”
的图式,又制了一件“清院本”
的《清明上河图》。
乾隆对“苏州片”
中出现的母题、风格赞誉有加,下令宫廷画家进行临仿,从中觅寻“仿古”
的灵感。
可以说,“苏州片”
成了清代“院体画”
中的一个风格来源。
那么,“苏州片”
的图式、风格是怎样的呢?
以“明四家”
中的仇英为例。
原来,明人项元汴,富于收藏,成为一时鉴藏名家。他曾提供书画,让职业画家仇英学习临摹。
在这个过程中,仇英一边临摹古画,一边揣摩个人风格,创作出《汉宫春晓图》《长信宫词》等名作。
由于“明四家”
名头太响,引领风雅品位,他们的题材、画风,便成为职业画家的模仿对象。一部分文人画家,也极力效仿“明四家”
,并冠以其名,出售自己的作品。
昆山曾有一周姓富商,请仇英创作《上林图》献给母亲做寿,无形中开创了一个新的题材。
后来,《上林图》被大量“复刻”
,传播甚广。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新题材的接受度极为广泛。
审视过往,“苏州片”
因数量优势与强大的流通量(就连项元汴本人,也购藏了很多苏州片),承载了题材、画风的具象信息,并进入清廷皇帝的视野,对清宫“院体”
风格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揆诸当下,“苏州片”
已被载入古代绘画史,其中不乏佳作名品。对于这部分“伪好物”
,其所蕴含的历史人文、审美旨趣,不应被忽视。
“时移世易,理自然也”
,今我来思,伪好物,亦有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