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生在新西伯利亚的故事,时间是1982年的冬天,那个冬天冷得连鬼都要穿三层裹尸布。
一、消失的暖气与不存在的报案记录
新西伯利亚的寒风像一把钝锯子,在国立技术大学家属楼的灰色外墙上来回拉扯。德米特里·伊里奇·波波夫,一个在“红色锻压机”
工厂担任二级钳工的老实人,正蜷缩在自家厨房的角落里,盯着那是早已结冰的暖气片呆。屋里的温度计显示:华氏32度。
“这不合逻辑,”
德米特里裹着那件补了十二个补丁的军大衣,手里捧着一杯漂着几片茶叶梗的热水,对妻子安娜说,“锅炉房的伊万诺夫承诺过,只要我把那瓶私藏的‘斯托利伏特加’给他,他就会把我们的暖气烧得像共产主义的热情一样滚烫。”
安娜是个神经质的女人,她的眼神总是像受惊的麻雀一样四处乱瞟。她压低声音,仿佛墙壁里藏着微型窃听器:“德米特里,别说了!隔壁的彼得罗夫昨天就是因为抱怨暖气,被民警带走了,现在还没回来。有人说看见他在扫雪,有人说看见他在……更北边的地方。”
德米特里叹了口气,他知道妻子说得对。在这个被铁丝网、户籍制度和无数条法令编织成的巨大牢笼里,每个人都是被固定在机床上的零件,稍微有点异响就会被拆下来扔进熔炉[3]。所谓“劳动权”
,不过是把你钉在某个岗位上直到死的权利。
就在这时,一阵奇怪的敲门声响起。不是用指关节敲的,而是用某种沉重的、湿漉漉的东西撞击门板。
咚。咚。咚。
德米特里和安娜对视一眼,恐惧像冰水一样浇透了全身。在这个点,不会有朋友来访。在这个国家,朋友是奢侈品,而“关系”
才是货币。
德米特里颤巍巍地走到门厅,透过那个蒙着灰尘的猫眼向外看。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一片漆黑。但他分明看见一只苍白得像死鱼肚皮的手,正悬在半空中,手里捏着一张粉红色的纸。
那是——传票?还是逮捕令?
他不敢开门。但那敲门声变得急促起来,伴随着一种像是老旧留声机卡带时的嘶哑声音:“波波夫……德米特里……伊里奇……你的……自行车……”
自行车?德米特里的心脏猛地一缩。那是他上个月刚从黑市花半年工资换来的英国“三枪牌”
自行车,为了通勤,也为了在邻居面前维持一点可怜的体面。昨天他锁在楼下的车棚里,现在它不见了。
他没敢报警。在新西伯利亚,报警是比丢车更危险的赌博。民警局的那些穿着蓝制服的“人民卫士”
,实际上是官僚机器上最贪婪的齿轮。如果你去报案,他们先会查你的证件,然后问你有没有“非法收入”
购买自行车,最后为了凑够上级下达的“反社会寄生分子”
指标,很可能把你当成小偷抓起来,送去西伯利亚的森林里伐木,或者直接定性为“怠工者”
关进精神病院[3]。
德米特里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门。
门外没有人。
只有一团浓重的、带着硫磺味的白雾,以及地上放着的那张粉红色的纸。不是传票,是一张——入党申请书?
上面用血红色的墨水写着德米特里的名字,但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左手写的,或者说,像是用爪子划出来的。最诡异的是,在“家庭出身”
那一栏,填的不是“工人”
,而是:“未登记的灵魂”
。
二、区党委的司机与黑市的摩托车
德米特里把那张纸烧了,但他知道麻烦才刚刚开始。在苏联,任何不合常理的事情背后,都站着一个手握权力的人,或者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德米特里硬着头皮去找他的“关系”
。那是他的远房表亲,尼古拉,在区党委给第一书记当司机。尼古拉虽然只是个司机,但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他是离权力核心最近的人之一,也就是所谓的“红人”
。
区党委大楼坐落在列宁广场旁,那是一座巨大的斯大林式建筑,像一座压在城市胸口的墓碑。门口的卫兵荷枪实弹,眼神比新西伯利亚的寒风还要冷。
德米特里在传达室等了三个小时,直到尼古拉哼着小曲从大楼里出来。尼古拉穿着一件质料极好的呢子大衣,脸上泛着油光,显然刚享受过一顿丰盛的早餐——那是普通工人一个月都吃不上的鱼子酱和烤鹅。
“哦,德米特里,我的老朋友!”
尼古拉夸张地张开双臂,但并没有真的拥抱他,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看起来像是刚从古拉格劳改营里放出来一样。怎么,暖气又停了?”
德米特里顾不上寒暄,急切地说:“尼古拉,我的自行车丢了。但我不是来求你找车的,我是来求你保命的。昨晚有个东西敲我的门。”
尼古拉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他警惕地看了看四周,把德米特里拉进他的“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