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根尼把工牌放回原处。他的手指碰到桌面的时候,现桌面上有刻痕。他低下头看,桌面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字,所有的字都是同一句话:“收到收到,对得起自己就好,剩下的就交给报应吧。”
刻得很深,深到像是用指甲一下一下抠出来的。有些笔画里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迹。
他直起身,回到自己的工位,坐下来,继续打字。
那天晚上,他加班到十一点。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他看到桦树林里站着一个人。那个人穿着一件深色的大衣,面朝公司,背对着他。他看不清那个人的脸,但他看到那个人的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在微微颤动,像在空气中打字。
他朝那个人喊了一声。那个人没有回应,但慢慢地转过身来。月光照在那张脸上,叶夫根尼认出了那张脸。圆脸,刮得很干净的胡子,开朗的笑容。是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索洛维约夫。
“你已经死了,”
叶夫根尼说。
安德烈摇了摇头。他的嘴没有动,但叶夫根尼听到了他的声音,那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从地下传来,像从工牌背面的那些字里传来。
“没有,”
安德烈说,“我没有死。我只是被报应了。报应就是你还活着,但你已经在做死了之后才应该做的事情。”
安德烈开始朝桦树林深处走去。他的步伐很慢,每走一步,身体就变透明一点。走了十步之后,他整个人消失了,像一块冰融进了黑暗里。
叶夫根尼站在公司门口,站了很久。他想起了别列佐夫斯基的那双透明的眼睛,想起了柳德米拉蜡像一样的脸,想起了那些自己打字的电脑,想起了工牌背面的字,想起了地铁老太太念的经,想起了废弃工地广告牌上那行用血写的字。所有的一切像一块块拼图,在他的脑子里慢慢拼合。
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件公司里没有活人。
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件公司里的人不知道自己不是活人。他们以为自己在打工,其实他们是在还债。还什么债?还他们生前欠下的债——那些加过的班,那些没有请的假,那些咽回去的话,那些认了的命。他们以为自己在为工资工作,其实他们是在为“报应”
工作。而报应永远不会结束,因为它不是一种惩罚,它只是一种状态。就像地下室墙上那张纸写的:没有人操作它们。它们自己操作自己。
他掏出手机,打开请假系统,提交了一天的请假申请。理由是“身体不适”
。提交完的那一刻,他感到一阵久违的轻松,像一个溺水的人终于放弃了挣扎,开始下沉。下沉不可怕,可怕的是挣扎。挣扎让你以为自己还能活下去,而放弃挣扎让你知道你已经死了。
手机上弹出一条消息。是别列佐夫斯基来的。
“不同意。”
叶夫根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他的笑容很奇怪,嘴角上扬的角度精确得像是用量角器量过的,但他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笑意,那两只眼睛灰得像下诺夫哥罗德十一月的天空。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转身走回了公司。穿过铁灰色的大门,穿过那条灯管坏了一半的走廊,穿过那扇写着“进入此门者,请放弃一切希望”
的黑门,走下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坐到自己的工位上,打开电脑,开始打字。
屏幕上,绿色的字符一行一行地跳出来。他看着那些字符,突然现那些字符连起来是一句话。他打了一整天的字,整整一天,他都在打同一句话:“收到收到,对得起自己就好,剩下的就交给报应吧。”
他停下手,看着屏幕。屏幕上的字没有停。它们继续跳出来,一行接一行,像一条绿色的河流,流过他的眼睛,流过他的手指,流过地下室的墙壁,流过下诺夫哥罗德的灰白色天空,流到一个没有名字的、不属于任何地图的地方。
在那里,所有的牛马站成一排,所有的工牌背面都刻着同一句话,所有的电脑都在自己打字,所有的时钟都指向同一个时间。
那个时间不是过去,不是未来,而是现在。
永远的现在。
尾声
第二天早上,红色索尔莫沃区那栋赫鲁晓夫楼的一层,那间窗外三米就是垃圾箱的房间里,闹钟在五点半响了。它响了很久,一直响到六点,然后一直响到七点,然后一直响到中午,然后一直响到晚上。
没有人按掉它。
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一块豆腐。枕头上有一个浅浅的凹痕,但已经凉了。衣柜里挂着一条洗得白的裤子和一件起了毛球的毛衣。厨房的水杯里还有半杯加了方糖的水,水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糖膜。
只有那面镜子还亮着。镜子里的房间是空的,但镜子里的天花板上的水渍形状变了。不再是那只腐烂的左手,而是一个人的侧脸。圆脸,胡子刮得很干净,笑得很开朗,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
和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索洛维约夫工牌上的照片一模一样。
而在“磨坊”
地下室的角落里,那张空了一年的工位上,电脑屏幕突然亮了起来。绿色的字符开始跳动。
第一行是:“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
第二行是:“收到收到。”
第三行是:“对得起自己就好,剩下的就交给报应吧。”
然后屏幕黑了。又亮了。又黑了。又亮了。
没有人知道它在说什么。
也没有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