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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6章 铁皮桶里的春天（第2页）

接下来的两周，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分裂状态。白天，他是一个谨慎的、甚至有些懦弱的公证人，在彼得堡的各个官僚机构之间奔波，为娜杰日达·库兹涅佐娃的遗产继承办理各种手续。夜晚，他则成为一个被梦境折磨的囚徒，在睡眠中反复经历同一个场景：

两只蟋蟀，被投入一个铁皮桶中。桶盖敞开着，但蟋蟀们从不抬头。桶底的火焰缓慢升温，从微温到灼热，从灼感到剧痛。它们开始互相攻击，用牙齿，用腿，用所有可以用于杀戮的身体部位。瓦西里在梦中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无法出声、无法移动的旁观者，他看着蟋蟀们在滚烫的铁板上翻滚，看着它们把对方撕成碎片，看着它们在死亡的瞬间依然坚信——只要杀死对方，世界就会变凉快。

每次从这个梦中惊醒，瓦西里都会现自己的双手紧紧攥着床单，指节白，仿佛他自己也在参与那场残酷的厮杀。

第三周的星期二，瓦西里按照娜杰日达的要求，前往哈尔科夫核实那些债务凭证的真实性。这是一趟他不愿进行的旅程——不仅因为哈尔科夫距离彼得堡有上千俄里，更因为那个梦境在他心中种下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他开始怀疑娜杰日达·库兹涅佐娃不是一个普通的寡妇，而是一个女巫，一个用梦境作为工具的施法者。但每当这种怀疑升起，他就会想起那些金币的重量，想起察里津废墟里可能存在的，然后说服自己继续这趟荒谬的旅程。

哈尔科夫的机务段位于城市东北郊，一片被煤烟和蒸汽永久笼罩的工业荒原。瓦西里到达时是下午三点，但天空的色调已经像是黄昏——不是那种美丽的、带着晚霞的黄昏，而是一种病态的、仿佛永远无法完全入夜的浑浊时刻。

他在机务段的办公室见到了站长，一个名叫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沃尔科夫的中年男人。沃尔科夫有着铁路职工特有的面孔：被煤烟熏黑的皮肤，因长期暴露在噪音中而略显迟钝的表情，以及一双过于警觉的眼睛——那种在大型机械旁工作多年培养出来的、对危险的直觉性警觉。

索科洛夫先生，沃尔科夫的声音沙哑，像是从生锈的管道里挤出来的，我听说过您。库兹涅佐夫家的公证人。

他说库兹涅佐夫家的方式让瓦西里感到一阵寒意。那不是一种简单的提及，而是一种带着重量的、近乎诅咒的呼唤。

我是来核实一些债务凭证的，瓦西里出示了娜杰日达提供的文件副本，根据这些记录，机务段有四十七名职工欠已故的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库兹涅佐夫先生债务。我需要确认这些签名的真实性。

沃尔科夫没有看那些文件。他的目光越过瓦西里，投向办公室窗外——那里，一列蒸汽机车正在缓慢启动，喷出的白色蒸汽在浑浊的空气中形成短暂的、幽灵般的形状。

您知道吗，索科洛夫先生，沃尔科夫突然说，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死前最后一个晚上，就坐在这张椅子上。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讨债，而是为了……取暖。那是去年冬天最冷的一夜，温度降到了零下三十度。他说他在等一列永远不会来的火车。

瓦西里感到手中的文件变得沉重：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站长先生。kuz涅佐夫先生不是在事故中丧生的吗？铁路事故？

沃尔科夫终于把目光转向他。那双眼睛里有一种瓦西里在彼得堡的雾气中见过的东西——那种涅瓦河上的雾气特有的、介于真实与幻觉之间的暧昧。

事故，沃尔科夫重复这个词，像是在品味它的音，是的，我们称之为事故。一列货运列车在察里津附近脱轨，机车爆炸，司机和司炉当场死亡。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是司机。但索科洛夫先生，您知道最奇怪的部分是什么吗？

瓦西里摇头。他注意到办公室的温度在上升，或者只是他自己的体温在上升——一种从内部开始的、无法解释的灼热。

最奇怪的部分是，沃尔科夫压低声音，那列火车是空的。没有货物，没有乘客，甚至没有邮件。一列空火车，在凌晨三点，以过限两倍的度冲向察里津的废墟。而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愿上帝宽恕我这么说——是一个以谨慎着称的司机。他从不，从不冒险，从不——

从不什么？

从不关闭机车的安全阀。沃尔科夫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推给瓦西里，这是事故调查报告的副本。官方结论是机械故障。但索科洛夫先生，我在铁路上工作了二十七年，我知道什么是机械故障，什么是——他停顿了一下，什么是被设计的事故。

瓦西里接过那份报告。纸张在他的手中出轻微的颤抖，像是某种活物最后的痉挛。报告的内容他几乎无法阅读，因为他的视线被固定在附在报告后面的一张照片上：扭曲的机车残骸，焦黑的铁轨，以及——在画面的边缘，一个模糊的、但又清晰可辨的轮廓——一个铁皮桶，敞开着盖子，静静地立在废墟之中。

那个桶，瓦西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事故现场的桶——

没有人承认见过它，沃尔科夫说，官方照片里没有它，目击证人的证词里没有它，甚至——他苦笑，甚至我自己的记忆里，它也不应该存在。但索科洛夫先生，每当我闭上眼睛，我都能看见它。一个铁皮桶，敞开的盖子，还有——

还有什么？

沃尔科夫没有回答。办公室的温度继续上升，瓦西里感到汗水从他的后背滑落，像是某种冰冷的、有生命的触手。窗外的蒸汽机车出一声尖锐的汽笛声，那声音在瓦西里的耳中变形，变成了某种高频的、类似昆虫鸣叫的声响。

您应该见见扳道工费奥多尔，沃尔科夫突然说，转移了话题，他是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死亡当晚的值班扳道工。他也是——他看向瓦西里手中的债务凭证副本，——也是名单上的第四十二号债务人。

费奥多尔·斯捷潘诺维奇·莫罗佐夫住在机务段后面的一排简易木屋里，那种为铁路工人及其家属建造的、在哈尔科夫的冬天里永远不够温暖的临时住所。瓦西里找到他时，这个老人正坐在门槛上修理一只捕鼠器，他的手指粗糙，动作却出奇地精细。

库兹涅佐夫家的公证人，费奥多尔头也不抬地说，我知道你会来。她派来的，那个寡妇。来收债的。

我是来核实债务凭证的，瓦西里重复着他的官方说辞，但在这个老人面前，这些词汇显得苍白无力，根据记录，您欠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库兹涅佐夫先生——

十二卢布五十戈比，费奥多尔打断他，我记得。一九三五年春天借的，为了给我老婆治病。她得了肺痨，需要去基辅的疗养院。我借了钱，但她还是死了。死在去基辅的火车上，就死在——他的手指停顿了一下，捕鼠器的弹簧出清脆的声响，——死在库兹涅佐夫驾驶的那节车厢里。

瓦西里感到一阵眩晕。这不是他第一次在这个案件中遇到死亡的巧合，但每一次新的揭示都像是在他已经不堪重负的神经上添加新的砝码。

我很抱歉，他机械地说，但关于这笔债务——

我会还的，费奥多尔抬起头。他的眼睛是浑浊的黄色，像是陈年的伏特加，但不是还给她。不是还给那个寡妇。我要还给——他指向木屋内部，瓦西里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看见墙角有一个熟悉的轮廓——一个铁皮桶，敞开着盖子，里面空空如也。

您从哪里得到那个桶的？瓦西里的声音颤抖。

它一直在这里，费奥多尔说，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谈论天气，从我搬进来的第一天起。房东说它是前一个房客留下的，那个房客是一个——他寻找着词汇，——一个收集昆虫的人。他养蟋蟀，用它们来斗赌。冬天太冷的时候，他就把桶放在炉子上加热，说这样蟋蟀会更活跃。

瓦西里走向那个桶。他的双腿不受控制，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引力牵引。当他俯身看向桶内时，他闻到了一种气味——一种混合着煤油、焦铁和某种难以名状的、近乎肉香的复杂气味。

他后来怎么了？瓦西里问，那个收集昆虫的人？

死了，费奥多尔说，在一个特别冷的冬天。人们现他的时候，他躺在这个桶旁边，身体蜷缩得像一只——费奥多尔停顿了一下，像一只被煮熟的虾。但奇怪的是，房间里炉火很旺，温度高得惊人。法医说他是被热死的，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被热死了。

瓦西里直起身。他感到那个梦境正在入侵现实，那只桶——无论是彼得堡的那个，还是哈尔科夫的这个——正在成为一个通道，一个连接梦境与醒世的裂口。

费奥多尔·斯捷潘诺维奇，他努力保持镇定，关于那个死亡之夜——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库兹涅佐夫死亡的那一夜——您作为扳道工，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

老人的眼睛闪烁了一下，那种黄色变得更加浑浊，像是被搅动的泥水：异常？索科洛夫先生，在铁路上工作，异常是常态。但那一夜——他放下捕鼠器，站起身，走向瓦西里，直到他们之间的距离近得能闻到对方呼吸中的气味——茶叶、廉价烟草、以及某种更深层的、类似恐惧的酸腐，那一夜，我看见了火车。

火车？

不是那列出事的火车，是另一列。或者说，是同一列，但是——费奥多尔的手在空中比划着，试图描述某种无法被语言捕捉的景象，——但是在不同的时间里。我看见它在凌晨两点经过我的扳道房，空无一人的车厢，喷着白色的蒸汽，司机室里坐着安东·谢尔盖耶维奇，他向我挥手，像是在告别。但官方记录说，事故生在凌晨三点，而那时候，火车应该还在二十俄里之外。

瓦西里感到温度在急剧上升，或者只是他自己的体温在失控：您告诉过任何人吗？调查人员？警察？

我告诉了站长沃尔科夫，费奥多尔苦笑，他让我喝酒，喝很多酒，然后说我产生了幻觉。但索科洛夫先生，我知道我看见的是什么。我看见的是——他的声音降到最低，近乎耳语，——我看见的是预演。那列火车在正式死亡之前，先进行了一次彩排。

彩排？

就像那些蟋蟀，费奥多尔突然说，这个词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瓦西里心中某个被紧锁的抽屉，您知道吗，索科洛夫先生，在斗赌之前，蟋蟀需要先被激怒。把它们放在温暖的铁板上，让它们感到不适，让它们把对方视为痛苦的来源。温度越高，它们咬得越狠。直到——

直到什么？

直到它们忘记桶盖是敞开的，费奥多尔说，直到它们忘记自己本可以跳出去，本可以逃离，本可以——他的眼睛看向那个铁皮桶，——本可以看清是谁在底下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