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库兹涅佐夫裹着他那件磨得亮的旧军大衣,佝偻着背,踩着积雪覆盖的木板路往家走。他刚从“劳动红旗”
机械厂退休半年,养老金微薄得如同冬日里最后一片枯叶,但五十岁的脊梁早已被三十年的车床操作压弯,再也挺不直了。他住的“十月胜利”
集体公寓楼,是座赫鲁晓夫时代遗留的灰色水泥巨兽,外墙剥落得露出砖红的筋骨,楼道里永远弥漫着酸黄瓜汤和湿羊毛袜子的味道。公用厨房的水龙头滴着锈水,走廊尽头那盏昏黄的电灯泡,像只半瞎的眼睛,忽明忽灭地照着墙上的涂鸦——一个歪歪扭扭的卐字,下面写着:“小偷住三楼”
。
伊万推开吱呀作响的单元门,楼道里立刻响起一串细碎的脚步声。安娜·伊万诺夫娜·别洛娃,那个三个月前搬进隔壁的寡妇,正倚在自家门框上。她三十出头,脸色白得像刚蒸好的馒头,眼窝深陷,怀里搂着个瘦骨伶仃的男孩,约莫七八岁,裹在不合身的旧棉袄里,只露出一双无神的大眼睛。
“啊,伊万·谢尔盖耶维奇!”
安娜的声音又甜又软,像涂了蜂蜜的砒霜,“谢廖沙又烧了,药吃完了。您看,这么冷的天,我连块面包都买不起……”
她抬起袖子抹了抹根本不存在的眼泪,男孩配合地咳了两声,肩膀微微抖。
伊万的心立刻揪紧了。他记得安娜刚搬来时的故事:丈夫在顿巴斯矿难中丧生,抚恤金被官僚吞了七成,她带着病儿流浪至此。他曾在公用厨房见过她偷偷啃黑面包皮,手指冻得裂开血口子。“等等,安娜·伊万诺夫娜,我这就去。”
他转身就往楼下小杂货铺跑,军大衣在身后扑棱棱地响。寒风刮在脸上刀割似的,他摸出皱巴巴的养老金单——本月只剩一百二十卢布,买药至少要八十。但谢廖沙那双空洞的眼睛在脑海里晃,他咬咬牙,掏出所有钱买了退烧药和一块黑面包。
回到公寓,安娜千恩万谢地接过东西,指尖轻轻擦过伊万的手背:“您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等春天来了,我一定还您……”
她关门前,男孩突然抓住伊万的衣角,声音细若蚊蚋:“叔叔,妈妈说,好心人会有好报的。”
伊万咧嘴笑了,皱纹舒展开,像块被暖阳晒软的皮革。他摸摸男孩的头,心里暖烘烘的:这世道再冷,总还有人记得善良。
可那晚,伊万在公用厨房煮燕麦粥时,听见隔壁传来清晰的对话。安娜的声音带着一种冰凉的得意:“……傻瓜伊万,一百二十卢布呢!够我们娘俩吃一周伏特加配鲱鱼了。谢廖沙,记住,装病比干活容易,眼泪是穷人的金币。”
男孩怯生生地问:“可他说好心人有好报……”
安娜的笑声刺耳地响起:“报应?在这栋楼里,心软的人才该被踩进泥里!你爸活着时就是太老实,才被工头榨干骨髓扔进矿井!”
伊万的手一抖,滚烫的粥泼在手背上,灼痛钻心。他默默关掉炉火,没去质问。楼道里蒸汽管道突然“哐当”
一声巨响,像谁在黑暗中狞笑。他低头看着手背的红痕,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儿子,宁可让人说你冷酷,也别让人说你愚蠢。”
可这栋楼里,冷酷的人早被排挤出门,只剩他这样“好心”
的孤魂,在漏风的水泥格子里苟延残喘。
第二天清晨,伊万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门外站着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公寓楼的退休钳工,脸红得像煮熟的甜菜根,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伊万!快!社区委员会的通知!”
他压低声音,唾沫星子喷在伊万脸上,“说你偷了公用厨房的铜水管!安娜指认的——她说昨夜看见你鬼鬼祟祟拆管道!”
伊万脑中轰然作响。昨夜他明明在灯下修补自己漏风的毡靴!他冲进公用厨房,水槽下果然空空如也,只留下几道新鲜的撬痕。安娜倚在门边,抱着胳膊,眼神像结冰的伏尔加河:“我亲眼所见,伊万·谢尔盖耶维奇。您总说帮人,可帮着帮着,就把手伸进公家口袋了?”
她转向围观的邻居们,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哭腔:“谢廖沙需要药啊!这年头,连老实人都学会偷了,我们孤儿寡母还能信谁?”
人群嗡嗡议论起来。玛特廖娜大婶,那个总在楼门口卖私酿酒的胖女人,粗声粗气地帮腔:“我就说!上周我丢的半瓶伏特加,准是他顺走的!好心人?哈!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格里戈里老爹,看门人,拄着扫帚摇头:“库兹涅佐夫同志,人心隔肚皮啊。你帮过我修收音机,可铜管是公家的,公家的东西,一寸都不能贪!”
伊万张了张嘴,想辩解昨夜自己在家补鞋,可安娜怀里谢廖沙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小脸涨得紫。安娜立刻扑过去拍背,眼泪簌簌落下:“天啊!孩子经不起吓!谁偷了东西,上帝会审判的!”
人群的指责声浪更高了。伊万看着谢廖沙痛苦的样子,心一软,到嘴边的反驳咽了回去。他默默掏出养老金本——里面还有四十卢布,是他攒了三个月买新棉鞋的钱。“我……我赔。”
他声音干涩,“铜管值多少钱?我赔。”
安娜抽泣着摇头,手指死死掐进谢廖沙的胳膊:“钱?钱能买回公家的信任吗?除非你当众忏悔!在楼道公告栏贴检讨书!”
瓦西里立刻附和:“对!让大家都看看,心软的人怎么变成贼!”
伊万的手在口袋里攥成拳,指甲掐进掌心。他想起父亲被工友诬陷偷工具时,就是不肯低头,结果被开除公职,病死在潮湿的地下室。他不敢赌。他点点头,声音轻得像叹息:“好,我写。”
当晚,伊万在昏黄的灯下写检讨书。墨水在劣质纸上洇开,字迹歪歪扭扭:“我,伊万·库兹涅佐夫,因一时贪念……”
窗外,安娜家的窗户透出暖光,隐约传来谢廖沙笑的声音——一个健康男孩清脆的笑声。伊万的手抖得握不住笔。他撕掉纸,从床底摸出珍藏的半瓶伏特加,灌了一大口。劣质酒精烧灼喉咙,却浇不灭心头的寒。他想起白日里安娜掐谢廖沙胳膊的细节:那孩子分明是被强迫咳嗽的。恶意不会因他的退让而忏悔,只会像伏尔加河的冰层,越压越厚,越冻越硬。他灌下最后一口酒,酒瓶“哐当”
砸在地上。玻璃碎片映出他扭曲的脸:一个懦夫,活该被撕碎。
日子像下诺夫哥罗德冻僵的河面,表面凝固,底下暗流汹涌。伊万赔了铜管钱,又贴了检讨书,但“小偷”
的标签已牢牢焊在他背上。邻居们绕着他走,连公用厨房的炉灶都对他关闭——玛特廖娜大婶尖声嚷嚷:“谁知道他会不会顺走我的腌猪油?”
只有安娜,突然对他格外“体贴”
。
一个周日,伊万在公寓后院铲雪,安娜裹着厚围巾溜达过来,手里拎着一罐热腾腾的甜菜汤。“谢廖沙说想念您了,伊万·谢尔盖耶维奇。”
她把汤塞进他手里,指尖若有若无地蹭过他冻红的手,“您看,我找到了份好差事!在儿童福利院当清洁工,可每周三要值班到深夜……您能替我照看谢廖沙吗?就两小时,我给您十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