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声音平板,带着公文腔调,“谢尔盖同学连续二十一日旷课,作业零分,课堂表现记录空白。根据《苏维埃学校纪律条例》第17条,这已构成严重违纪。共青团的大门不会向懒惰者敞开。”
安娜急切地插话:“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孩子最近精神不好,我们想带他去……”
“精神问题?”
格里戈里冷笑一声,从笔记本抽出一张纸拍在桌上,“医生证明呢?区医院的诊断书呢?没有文件,就是逃避责任!谢尔盖的母亲,您要知道,每个苏维埃儿童都是国家的财产。他的头脑属于集体农庄,属于五年计划,不属于这张床!”
他猛地拉开谢尔盖卧室的门。男孩正蜷在墙角,用蜡笔在墙纸上涂画——一片扭曲的蓝色天空,下面站着无数没有面孔的小人,全都平躺着,手臂交叉在胸前,像一排排棺材里的尸体。
格里戈里大步上前,一把夺过蜡笔折断:“污损公物!这是资产阶级颓废艺术!”
他揪住谢尔盖的衣领将他提起来,男孩轻得像一捆干草。谢尔盖没有挣扎,只是抬起空洞的眼睛:“老师……墙说……您也躺下过。”
格里戈里的手僵在半空。他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抽搐,仿佛被无形的针扎中。他松开手,整了整制服领口,声音陡然拔高:“胡言乱语!纪律就是纪律!明天早上七点,谢尔盖必须坐在三年二班教室!否则,我亲自来押他去教务处!”
他转身离去时,皮鞋声在楼道里回荡,每一步都像踩在人心上。
当晚,伊万夫妇在厨房密谈。炉子上炖着寡淡的甜菜汤,热气氤氲中,安娜的眼圈红肿:“今天社区医生来过。他说谢尔盖营养不良,建议休学半年。可格里戈里……”
“休学?”
伊万狠狠捶了下桌子,汤碗跳了起来,“那等于承认我们教育失败!邻居瓦西里家的儿子刚被推荐去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就因为奥数拿了区第三。咱们谢尔盖呢?连作业本都填不满!”
他压低声音,“我托人打听了,格里戈里明年要评‘功勋教育工作者’,他需要全勤班级。谢尔盖是他名单上唯一的污点。”
安娜望着卧室门缝透出的微光,谢尔盖又在和墙说话,声音轻柔如摇篮曲。她突然抓住丈夫的手腕:“伊万,记得我们结婚前吗?在斯摩棱斯克乡下,你教我认野花。你说蒲公英的种子想飞就飞,没人能命令它落在哪里。谢尔盖……他小时候多爱画画啊,画小猫,画云朵,画带翅膀的拖拉机。现在呢?他的画本里全是分数表。”
“那能当饭吃吗?”
伊万甩开手,烦躁地踱步,“没有文凭,他将来只能去涅瓦河码头扛麻袋!你忍心?”
“我忍心看他变成行尸走肉吗?”
安娜的声音陡然尖利,又迅低下去,带着哽咽,“昨天墙里……我听见了。不是幻觉。它说‘让选择’。伊万,孩子不是机器。”
“迷信!”
伊万抓起大衣,“我去找区教育委员会!总有人管这种怪事!”
门砰地关上。安娜独自坐在昏暗的厨房,汤锅咕嘟作响。她起身推开卧室门。谢尔盖站在墙边,正用指尖描摹砖缝里那些细小的刻字。月光从窗缝漏进来,照亮他半边脸,另半边隐在阴影里,嘴角竟挂着一丝诡异的微笑。
“妈妈,”
他头也不回地说,“墙说……它饿了。它想吃掉所有不听话的铃声。”
安娜的心跳漏了一拍。她上前搂住儿子,触手冰凉。这时,整栋楼又开始震动,比昨日更剧烈。墙壁呻吟着,墙纸大片剥落,露出底下密密麻麻的刻字,新字迹正从砖缝里渗出鲜血般缓慢浮现:“格里戈里也躺下过……在1943年……地下室……”
震动平息时,伊万冲了进来,大衣沾满雪沫:“没用!委员会说这是‘精神污染’,要送谢尔盖去特殊学校!明天必须去上学!”
他没注意到墙上的异样,只看见妻子惨白的脸,“怎么了?”
安娜指着墙壁,嘴唇哆嗦:“看……字……在动……”
伊万扭头。砖缝里的字迹正像活蛆般扭动重组,最终拼成一行清晰的句子:“明天七点。教室见。——墙灵”
次日清晨六点,寒流如刀。伊万粗暴地给谢尔盖套上厚棉袄,男孩像提线木偶般顺从,眼神却飘向窗外灰白的天空。安娜塞给他一个铝饭盒,里面是黑面包和腌黄瓜。“吃点东西,谢瑞。”
她抚摸儿子冰冷的脸颊,声音哽咽。谢尔盖轻轻摇头,饭盒被他放在桌上,纹丝未动。
去学校的路很短,却像穿越西伯利亚冻原。涅瓦河支流在脚下结着黑冰,铅灰色的雾霭中,列宁格勒的尖顶教堂沉默矗立,十字架在雾中若隐若现,如同上帝遗忘的指针。“十月革命先锋”
中学的大门敞开着,像巨兽的咽喉。校门旁的雪堆里,插着一块木牌,红漆刷着醒目的标语:“纪律是苏维埃的钢铁脊梁!”
校门内,景象诡异得令人窒息。本该喧闹的操场空无一人,积雪覆盖的篮球架扭曲成怪诞的形状,篮板上用血红的油漆涂着一个巨大的“x”
。教学楼走廊里,日光灯管滋滋闪烁,投下摇晃的影子。墙壁不再是灰砖,而是覆盖着厚厚一层蠕动的、深绿色的苔藓,散出沼泽般的腐气。苔藓缝隙里,隐约可见无数细小的眼睛在眨动。
“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