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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2章 统计员与死神（第2页）

伊万填下了反抗指数：12。

他花了六个小时完成了安娜·彼得罗夫娜一天的统计。表格共有127项数据，当他在最后一栏今日生命意义盈余47。3时，台灯突然闪烁了一下，地下室的荧光灯齐刷刷地黯淡了一瞬。

很好，别格莫特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您的数据很准确。安娜·彼得罗夫娜今天确实在诺夫哥罗德菜市场诅咒了十七次命运，其中有三次用到了，十一次用到了，还有三次只是含糊的嘟囔。您的统计与我们的暗探报告完全吻合。

暗探？伊万一惊。

哦，别说得那么难听，别格莫特摆摆手，我们只是在统计。统计需要数据源，就像伏特加需要土豆。我们有一些……合作伙伴。他们无处不在，但又什么都不是。就像生命的意义一样。

伊万感到一阵寒意。他想起了基洛夫工厂的车间主任，那个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工人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数据。思考是科长的事，数据是工人的事。

接下来的一个月，伊万统计了二百一十七名普斯科夫市民。他学会了如何快判断一个人的存在合理值，如何计算灵魂折旧率，如何评估明天是否会更好的概率指数。他现，整个地下办公室就像一个巨大的永动机，把活生生的痛苦和挣扎压缩成一行行冰冷的数字。

最让他不安的是，这些数据似乎真的能影响现实。

他统计过一个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的文学青年——没错，他的父母崇拜那位作家到了如此地步。费奥多尔在文学才华实现概率一栏被伊万填上了o。o3%，三天后，伊万在普斯科夫河边的旧书摊上看到他醉醺醺地兜售自己的诗集，一块钱三本，买一本还送一根火柴。

我的才华死了，费奥多尔认出了伊万，它死于某个统计员的笔。我知道，我感觉得到，那天早上我起床时，词语不再在我脑子里跳舞了。它们变成了数字，该死的数字！

伊万想解释，但别格莫特的规定像铁锚一样锁住了他的舌头。他只能看着那个年轻人把最后一本诗集扔进普斯科夫河，水花溅起来，像一声听不见的呐喊。

转折生在统计第七千三百二十九个对象时。

那是一个七岁的男孩，名叫萨沙，住在普斯科夫郊外的科罗廖沃村。表格上显示他的父亲在诺夫哥罗德拖拉机厂工作，母亲在幼儿园当清洁工。萨沙的未来希望值一栏，按照手册规定，应该根据父亲工资稳定性母亲疲惫指数来计算。

但伊万看到了附注里的手写补充：萨沙梦想成为普斯科夫第一个飞到太阳的人。他用硬纸板做了翅膀，从谷仓顶上跳下来，摔断了两根肋骨。

伊万的手颤抖了。女儿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她说爸爸，我长大了要当宇航员，那样我就不会哮喘了，太空里没有灰尘。

他在未来希望值一栏填下了1oo%。

然后迅涂掉，改成了手册要求的7。8%。

但那个1oo%像是用烧红的烙铁印在他视网膜上。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没有按时交表格。他走在普斯科夫夜晚的街道上，路过圣三一教堂，教堂的圆顶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像一滴凝固的眼泪。

一个穿黑袍的老修士坐在教堂台阶上，正在用一根骨针缝补自己的袍子。

施主，你心中有魔鬼，修士头也不抬地说，魔鬼的名字叫为什么

伊万愣住了。在罗刹国，东正教的修士们总这样说一些模棱两可的预言。

神父，如果我的笔能决定一个人的梦想是生是死，那我是谁？上帝吗？

修士抬起脸，那张脸沟壑纵横，像一张被雨水冲刷了千年的桦树皮。在普斯科夫，上帝只管诺夫哥罗德大街以上的事。以下的，归统计员管。他顿了顿，又说，但是记住，孩子，数字会反噬。你填下的每一个o，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变成吞掉你的洞。

伊万回到地下室时，别格莫特正坐在他的桌前，手里拿着那份关于萨沙的表格。

您迟到了，胖子主任的声音里听不出情绪，普斯科夫州的时钟不会为任何人停留，除了死人。

别格莫特·鲍里索维奇，伊万鼓起勇气，我们统计的这些数据，究竟有什么用？

主任的金牙在荧光灯下闪过一道寒光：这个问题，价值五千卢布。也就是您一个月的工资。

他站起身，巨大的身躯像一堵会移动的墙。跟我来。

他们走向地下室的尽头，那里有一扇铁门。别格莫特用一把巨大的钥匙打开门，里面是更深的黑暗。黑暗中传来滴答声，像水滴，像心跳，像生命倒计时。

每个普斯科夫市民，从将军到妓女，都有他们的生命意义配额。这个配额不是上帝给的，是我们给的。我们给得多，他们就活得有劲；我们给得少，他们就活得像行尸走肉。这就是统计的终极意义——我们不是在记录生命，我们是在分配生命。

可谁给了我们这种权力？

没人给，别格莫特转过身，他的脸在昏暗中像一张浮在油上的饼，权力就像普斯科夫冬天的寒气，它来了，你就得接受。质疑它的人，都已经变成了表格。

他指了指墙上。那里挂满了表格，每张表格上都有照片——伊万认出了几张脸，那是他统计过的对象，那些已经变成了表格的一部分的人。

他们现在很幸福，别格莫特温柔地说，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寻找意义了。他们本身就是意义。

伊万开始失眠。每当他闭上眼睛，就看到无数数字在黑暗中飞舞，每个数字都长着一张人脸。安娜·彼得罗夫娜的脸是，费奥多尔的脸是o。o3，萨沙的脸在之间闪烁不定。

女儿的情况在恶化。生命之息喷雾只剩下最后一点，药房里的人说下一批货要等到下个月，从诺夫哥罗德运来。而那个月他的工资——五千卢布的金币——被别格莫特扣了一半，因为他在萨沙的未来希望值一栏出现了数据异常波动。

你必须纯粹，别格莫特说，统计员不能有人性，人性是误差之源。

伊万想起了基洛夫工厂的工程师们。他们也曾被要求纯粹，纯粹地执行计划，纯粹地忽视机器的哀鸣。后来工厂爆炸了，死了十七个人，官方统计说只有三个，因为数字需要优化。

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比州统计局更可怕的系统。在那里，人至少还能保持愤怒；在这里，愤怒只是表格上的一个栏目。

转折点出现在一个雨夜。

那天他正在统计一个妓女，名字叫做柳博芙·斯捷潘诺夫娜——讽刺的是，柳博芙在俄语里意为。表格要求统计她的尊严损耗率灵魂市场价格。

伊万看着表格上她的照片。那个女人有着一张普斯科夫农妇常见的宽脸，眼睛里的疲惫像是用刻刀刻上去的。他想起在基洛夫工厂附近的小酒馆里，曾见过这样的女人。她们喝一杯三十戈比的伏特加，谈论着孩子、物价和永远不来的春天。

他的手悬在表格上方，钢笔尖颤抖得像濒死的蜜蜂。

然后，他写下了一个词，而不是数字。

在尊严损耗率一栏，他写下了：去你妈的统计。

在灵魂市场价格一栏，他写下了：price1ess（无价）——他故意用了英文，仿佛这样就能逃脱这个俄语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