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这怎么可能?”
他喃喃自语。
芬兰同事笑着解释:“这是普通商品,每天都有。”
德米特里站在那里,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他想起列宁格勒的合作社商店,想起那浑浊的木桶,想起瓦莲京娜那双冰冷的眼睛。他想起自己母亲排了六个小时的队,只为买一公斤土豆,最后却被告知“今日无货”
。
那一刻,他感到自己一生所信奉的一切,都在崩塌。
他开始偷偷观察芬兰人的生活。他们住在明亮的公寓里,家里有电视、洗衣机、电话。孩子们穿着干净的衣服去上学,学校不教仇恨,只教数学、语言和音乐。
“你们不怕北约吗?”
他曾问一位芬兰教授。
对方耸耸肩:“我们保持中立。我们更关心明天的面包能不能按时烤出来。”
德米特里回国时,行李箱里多了一罐芬兰产的酸黄瓜。他把它藏在内衣下面,像藏一件圣物。
但当他走出机场,迎接他的不是家人,而是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
“科罗廖夫同志,”
一名穿便衣的男人递给他一张证件,“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些问题需要你回答。”
德米特里被带到了一处秘密审讯室。房间没有窗户,墙上挂着列宁的肖像,灯泡出刺眼的白光。
“你在赫尔辛基,接触了哪些人?”
审讯官问。
“文化代表团……芬兰外交部的官员……”
“有没有接受敌对宣传?”
“没有。”
“你行李里那罐酸黄瓜,是怎么回事?”
德米特里沉默。
“你知道私自携带外国食品入境是什么罪名吗?”
“我只是……想尝尝……”
审讯官冷笑:“尝尝?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的黄瓜比我们的干净?”
“我……”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的社会比我们的优越?”
“我没有这么想!”
“那你为什么藏起来?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