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芝加哥的深冬,冷凝管上结着薄霜。张启将拟南芥幼苗移至培养箱时,白大褂口袋里的钢笔硌着胸口——那是导师李正雄教授临别的赠礼。生物科技公司代表怀特的漆皮尖头皮鞋叩响走廊,他展开烫金合同的手势像极了扑克牌魔术师。
"
美金月薪,足够在比弗利山庄买下带草坪的房子。"
怀特指尖划过薪资栏,"
您在实验室一天的成果,能换国内科研院所一年的经费。"
恒温培养箱的红光映在他镜片上,像资本家看待精密仪器的目光,"
听说您的导师在武汉种地?这样的土壤能开出科学之花?"
张启忽然想起三个月前,在纽约唐人街看到的场景:穿着的确良衬衫的中国留学生挤在中餐馆后厨,洗碗池上方的电视正播着《时代》周刊封面——某个留美博士举着Ibm电脑,字幕写着"
中国大脑的自由迁徙"
。
他低头望向显微镜下的基因链,又想起李教授在华农试验田摔碎的搪瓷缸——老人弯腰捡碎片时,后腰的旧伤让他险些栽进泥里:"
种地?我们种的是亿万人的口粮。"
此刻太平洋对岸的武汉,应该正飘着细密的梅雨,打湿试验田木牌上的"
抗虫水稻"
字样。
“我要回中国。”
他的声音盖过通风系统的嗡鸣。台湾同事陈立维的移液枪"
当啷"
落地,这个换算成新台币将近五十万的数字让他喉结滚动:“启哥,这数字够在台北黄金地段买三间店面!我表哥在新竹科学园区搞半导体,年薪还不到这个零头,你真要回武汉骑二八杠?”
陈立维不知道,就在上周,张启还收到波士顿同学的信:“我在剑桥镇刷盘子时,常看见清华的师弟在哈佛广场卖报纸,大家都叫这是知识镀金。”
窗外的雪扑在玻璃上,张启摸出电报,李教授的字迹力透纸背:“楚地油菜待播,望归。”
他想起临出国前,师母塞给他的腌菜罐子,里面藏着父亲写的纸条:“莫恋他乡米,难忘故土炊。”
那时,芝加哥的华人圈流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