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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7章 近悦远来 孔子的治政理想与实践（第2页）

（《国语·周语上》），最终引国人暴动，被驱逐于彘地，西周国力一蹶不振；卫懿公沉迷养鹤，荒废朝政，对民众横征暴敛，民众怨声载道，狄人入侵时，“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左传·闵公二年》），最终卫懿公身死国灭；齐襄公荒淫无道、滥杀无辜，对臣子猜忌刻薄，对民众苛政暴虐，最终被公孙无知所杀，齐国陷入长期内乱。这些案例充分证明，“近者说”

是治政的根基，根基不牢，国必危亡。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近者说”

？在孔子的治政理念中，核心路径有二：其一，治政者以身作则，推行德政，树立道德表率；其二，体恤民众疾苦，推行惠民举措，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与权益。这两条路径，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近者说”

的实现基础。

治政者以身作则、推行德政，是实现“近者说”

的前提。孔子始终强调“政者，正也”

（《论语·颜渊》），认为治政者的自身修养与道德品行，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治政者唯有自身品行端正、坚守道德准则，才能赢得民众的尊重与认同，才能让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治理。在孔子看来，治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克己复礼，坚守礼义规范。礼义是儒家治政的核心规范，涵盖了君臣、父子、尊卑、贵贱等诸多方面，治政者唯有自身坚守礼义，才能规范臣子的行为，引导民众的风尚，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孔子曾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论语·子路》），明确指出治政者推行礼、义、信，就能赢得民众的敬畏、服从与真诚。二是心怀仁善，关爱民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仁者爱人”

（《论语·颜渊》），治政者唯有心怀仁善，将民众的疾苦放在心上，才能真正做到体恤民众、关爱民众，才能赢得民众的衷心拥护。孔子曾批评季康子“杀无道以就有道”

的治政理念，主张“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论语·颜渊》），强调治政者自身行善，民众自然会效仿，无需依靠刑罚杀戮。三是虚心纳谏，倾听民意。治政者并非万能，难免会出现决策失误，唯有虚心听取臣子与民众的意见，才能及时纠正错误，优化治理举措。孔子曾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论语·卫灵公》），强调知错能改的重要性；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论语·述而》），主张以他人为镜，虚心学习。治政者若能虚心纳谏、倾听民意，就能让臣子感受到被尊重，让民众感受到被重视，进而实现君臣同心、民心凝聚。

体恤民众疾苦、推行惠民举措，是实现“近者说”

的关键。在孔子看来，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尚书·五子之歌》），唯有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与权益，让民众安居乐业，才能实现“近者说”

。春秋末期，民众之所以流离失所、怨声载道，核心原因在于各国君主与贵族奢靡无度、赋税徭役繁重，民众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因此，孔子主张治政者必须体恤民众疾苦，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惠民举措。孔子曾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强调治政者要节俭用度、关爱民众，役使民众要顺应农时，不能影响民众的农业生产；又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将“节用爱人”

“使民以时”

作为治理大国的核心准则。在孔子看来，惠民举措并非简单的物质施舍，而是对民众基本权益的保障，包括减轻赋税、减少徭役、保障农业生产、救济贫困民众等多个方面。例如，孔子在鲁国担任中都宰期间，推行“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

（《孔子家语·相鲁》）的治理举措，既规范了社会秩序，又保障了民众的基本生活，使得中都境内“四方皆则之”

，周边地区纷纷效仿。这种惠民举措，不仅能让民众感受到治政者的关爱，更能让民众实现安居乐业，进而产生心悦诚服的归属感，实现“近者说”

。

“近者说”

的实现，还需要处理好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在儒家的治政理念中，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是治理国家的两大核心关系，唯有这两大关系和谐，才能实现“近者说”

。君臣关系方面，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强调君臣之间的双向互动与责任担当。君主以礼对待臣子，尊重臣子的人格与意见，给予臣子相应的权责与待遇，臣子才能以忠事君，尽心履职、直言进谏。若君主对臣子刻薄寡恩、猜忌打压，臣子便会离心离德，要么阿谀奉承、明哲保身，要么起兵反叛、图谋不轨。春秋时期，晋国之所以能长期称霸诸侯，核心原因之一便是君臣关系相对和谐，君主能够虚心纳谏、任用贤能，臣子能够尽心履职、为国效力；而吴国之所以由盛转衰，最终被越国灭亡，核心原因之一便是吴王夫差刚愎自用、猜忌贤臣，杀害伍子胥、重用伯嚭，导致君臣离心、朝政混乱。君民关系方面，孔子主张“君视民如手足，民视君如腹心”

（《孟子·离娄下》），强调君主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关爱。君主将民众视为手足，体恤民众疾苦、保障民众权益，民众便会将君主视为腹心，衷心拥护、誓死效忠；若君主将民众视为犬马、土芥，对民众横征暴敛、肆意压迫，民众便会将君主视为国人、寇仇，最终引民众起义、推翻君主统治。这种双向互动的君臣、君民关系，是实现“近者说”

的重要保障，也是儒家治政理念的核心内涵。

相较于“近者说”

的基础性地位，“远者来”

则是治政的更高目标，体现了儒家治政理念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远者”

，指的是境外之民、周边部族、其他诸侯国的民众与人才；“来”

，指的是慕名而来、主动归附，包括民众的迁徙、人才的投奔、部族的归附等多个层面。在孔子的治政理念中，“远者来”

并非依靠武力征服或权谋引诱，而是依靠治政者的德政感召与治理成效——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了“近者说”

，境内民众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和谐稳定、道德风尚良好，自然会对远方的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让远方的人慕名而来、主动归附。这种“以德服人”

的归附，相较于“以力服人”

的征服，更具稳定性与持久性，也更符合儒家“和而不同”

“天下大同”

的治政理想。

“远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