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将“主忠信”
作为崇德的要路径,正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忠信是人格的基石,是一切道德修养的起点。一个人唯有先做到忠信,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德行,成为有修养、有境界的君子。反之,若背离忠信,即便拥有再高的才华、再多的财富,也终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获得真正的尊重与长久的立足。
二、徙义:崇德之路径,向善之践行
如果说“主忠信”
是崇德的根基,那么“徙义”
便是崇德的核心路径。“徙”
,即迁移、趋向,“徙义”
意为主动向道义靠拢,自觉遵循道义的准则,在言行举止中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使自身的行为始终与道义保持一致。孔子认为,仅仅坚守忠信还不够,还需主动趋向道义,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对道义的认知与践行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德行的升华。
“义”
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根本标准,也是君子行事的最高准则。何为“义”
?《说文解字》释“义”
为“己之威仪也”
,段玉裁注曰:“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也。”
简言之,“义”
便是适宜、合宜,是在特定情境下符合道德准则、兼顾他人与社会利益的行为选择。与“利”
相对,“义”
强调的是越个人私利的价值追求,是对公共利益、道德准则的坚守。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以道义为追求,小人以私利为目标,这便是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区别。
(一)徙义:主动向善,修正自心
“徙义”
的核心,在于“主动”
二字。它并非被动接受道义的约束,而是内心自觉产生向善的意愿,主动向符合道义的行为靠拢,不断修正自身的思想与言行。这种主动向善的过程,便是德行不断提升的过程。
古人常以“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来诠释徙义的内涵。看到他人的贤德之举,便主动向其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看到他人的不足与过错,便反思自身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及时加以修正。这种时刻自省、主动向善的态度,正是徙义的具体体现。东汉名臣杨震,为人正直、廉洁奉公,素有“四知先生”
之称。他在担任东莱太守时,途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他举荐的官员。深夜,王密怀揣十斤黄金前来拜访,想要报答杨震的举荐之恩,并表示“暮夜无知者”
。杨震却严词拒绝:“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王密羞愧难当,只好狼狈离去。杨震的行为,便是对“义”
的坚守,他始终以道义为准则,不被私利所诱惑,主动拒绝不符合道义的行为,用自身的践行诠释了徙义的真谛。
徙义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克服私心、越自我的过程。人皆有私心杂念,难免会被利益、欲望所诱惑,而徙义,便是要在这些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动摒弃私心,选择符合道义的行为。战国时期,孟子曾与公孙丑讨论“不动心”
与“浩然之气”
,强调君子要坚守道义,不被外界的诱惑与困境所动摇。这种“不动心”
,并非麻木不仁,而是在明确道义准则后,主动约束自身的欲望,始终坚守初心。正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当生命与道义生冲突时,主动舍弃生命而坚守道义,这便是徙义的最高境界,也是德行升华的极致体现。
在当下的生活中,徙义同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身处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金钱、名利、地位等诸多欲望时刻考验着我们的内心,稍有不慎,便可能偏离道义的轨道。而徙义,便是要我们在这些考验面前,保持内心的清醒与坚定,主动向道义靠拢。面对利益诱惑时,坚守底线、不贪不占;面对不公之事时,挺身而出、主持公道;面对他人困境时,伸出援手、乐于助人。这些看似平凡的选择,都是徙义的具体践行,都是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提升自身德行的过程。
(二)义利之辨:徙义的核心命题
要真正做到徙义,就必须厘清义与利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义与利,并非绝对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儒家并非否定利的存在,而是强调要“以义制利”
,让利益的追求服从于道义的准则,反对“见利忘义”
“唯利是图”
。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孔子承认人对富贵的追求是正常的欲望,但强调获取富贵必须遵循道义,若违背道义,即便能获得富贵,也不应接受;同样,摆脱贫贱也需遵循道义,不能为了摆脱贫贱而不择手段。这种观点,既尊重了人的正常欲望,又为欲望的追求划定了道德底线,体现了儒家义利观的理性与辩证。
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的冲突时常出现。例如,在商业活动中,有些商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制假售假、偷税漏税,损害消费者与社会的利益,这便是典型的“见利忘义”
;而有些商家则坚守诚信经营、合法合规的原则,即便短期内利润受损,也始终坚守道义,最终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长远的展,这便是“以义制利”
的典范。前者虽能获得一时之利,却因背离道义而难以长久;后者虽看似舍弃了部分短期利益,却因坚守道义而收获了更持久的价值。
义利之辨,本质上是对个人价值追求的拷问。是将私利置于位,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还是将道义置于位,在坚守道义的前提下追求合理的利益。答案不言而喻。真正的君子,始终以道义为准则,在义与利的冲突中,始终坚守义的底线,做到“义以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