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是这一礼仪的核心。
根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西周时期,人与人之间的赠礼与受赠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同身份、不同场合的赠礼,受赠方式与回应态度都截然不同。例如,天子赏赐诸侯礼物,诸侯要“再拜稽”
(两次跪拜,头触地)后接受,还要在规定时间内亲自到天子面前致谢;诸侯之间相互赠礼,受赠方要“拜而受之”
,然后派使者带着回礼前往赠礼方的国家致谢;而百姓之间的赠礼,虽没有如此严格的仪式,但也要“先谢后受”
,表达对对方心意的尊重。那时的人们认为,受赠不仅是接受一份礼物,更是接受一份情谊,只有以庄重的态度对待,才能不辜负对方的心意,也才能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受赠礼仪更加注重“分寸感”
。孔子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礼崩乐坏,但孔子始终坚守礼仪,注重在人际交往中把握分寸。“康子馈药”
的故事,正是孔子“受赠有节”
的生动体现——季康子是鲁国的大夫,身份尊贵,他送药给孔子,是对孔子的尊重与关怀,孔子“拜而受之”
,是对季康子身份与心意的尊重;但药是关乎生命健康的东西,孔子不了解药性,便坦诚“丘未达,不敢尝”
,既没有因为季康子的身份而轻率服用,也没有因为拒绝服药而得罪季康子,这份分寸感,正是孔子礼仪智慧的体现。
《礼记?曲礼》中也记载了许多关于受赠的礼仪规范,例如“受珠玉者以掬”
(接受珠玉等贵重礼物时,要用双手捧接)、“受弓剑者以袂”
(接受弓剑等武器时,要用衣袖遮挡,以示庄重)、“凡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
(作为君主的使者,接受命令后,不能将君主的话留在家里过夜,要立刻传达),这些规定看似琐碎,实则是对不同礼物、不同场合的尊重,也是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而“康子馈药”
中孔子的做法,与《礼记》中的礼仪精神一脉相承——对待关乎生命的药物,要比对待普通礼物更加谨慎,这是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对赠礼者的负责。
汉代时,受赠礼仪进一步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官场与贵族之间,受赠与回赠成为维护政治关系与人际网络的重要方式。据《汉书?贡禹传》记载,贡禹是汉代的名臣,他为人清廉,从不接受他人的贵重礼物。有一次,一位官员送给他一块珍贵的玉璧,贡禹“拜而不受”
,并说:“我深知你的心意,但玉璧过于贵重,我身为官员,不能接受如此贵重的礼物,否则就是违背了为官的操守,请你收回。”
那位官员感动于贡禹的廉洁与真诚,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更加敬重他。汉代的受赠礼仪,不仅注重对他人的尊重,更注重对自身品德与操守的坚守,这与孔子“丘未达,不敢尝”
中蕴含的“谨慎对待自身行为”
的精神是一致的。
唐代是受赠礼仪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受赠礼仪更加细致,也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根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代的官员之间相互赠礼,要根据对方的官职、年龄、喜好来选择礼物,不能随意赠送;受赠方接受礼物后,要在三天内回赠礼物,回赠的礼物价值不能过受赠礼物,以示“礼尚往来,不卑不亢”
。在民间,百姓之间的受赠礼仪也同样注重真诚与谨慎——例如,接受他人赠送的食物,要先询问食物的成分,避免误食过敏;接受他人赠送的衣物,要先查看衣物的材质,避免穿着不适。这些细节,都体现了唐代人对受赠礼仪的重视,也体现了对他人与自身的尊重。
明清时期,受赠礼仪虽然在形式上有所简化,但核心的“分寸感”
与“敬畏心”
依然未变。明代的《朱子家礼》中规定,接受长辈赠送的礼物,要“拜而受之”
,然后双手捧着礼物,恭恭敬敬地退下;接受平辈赠送的礼物,要“揖而受之”
,并说“多谢”
;接受晚辈赠送的礼物,要“受而谢之”
,不能摆长辈的架子。清代的《弟子规》中也提到:“凡取与,贵分晓,与宜多,取宜少。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已。”
这些规定,都在强调受赠时要明辨是非、把握分寸,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
从西周的《周礼》到清代的《弟子规》,受赠礼仪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时光,形式在变,规模在变,但“尊重他人、敬畏生命、把握分寸”
的核心从未改变。“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这句古训,就像一根无形的线,将不同时代的受赠礼仪串联起来,让中华民族的礼仪智慧与人文精神,在一次次的赠礼与受赠中,代代相传。
三、不同地域的“受赠习俗”
:谨慎与尊重的多样表达
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生活习惯,这也让“受赠”
习俗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表达形式。无论是东北的“受礼必回”
、西北的“受赠问源”
,还是江南的“受礼谢茶”
、西南的“受赠唱谢”
,每个地方的受赠方式,都带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却又不约而同地坚守着“谨慎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