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与“美育代宗教”
(约礼),展现现代教育中博文与约礼的融合。他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不同学派学者,体现“博学于文”
的包容;又设立美育课程,以艺术熏陶代替宗教束缚,实现“约之以礼”
的现代转化。蔡元培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博学”
是培养人格的知识基础,“约礼”
是塑造人格的道德规范,二者共同服务于“健全之人格”
的培养。
这些思想大家的实践表明:“博学于文”
与“约之以礼”
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博学的礼,是僵化的教条;没有礼约束的博学,是危险的放纵。正如孔子所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
(博学)与“质”
(礼的本质)平衡,方能成为君子。
四、弗畔之道:不偏离正轨的人生智慧
“亦可以弗畔矣夫”
的“畔”
,即背离正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的终极目标,是使君子在复杂世事中不偏离仁道、不违背良知。历史上,凡能做到二者结合者,皆能在诱惑面前坚守本心,在困境之中不改其志。
春秋时期的子产,“博学于文”
而“约之以礼”
,成为“弗畔”
的典范。他治理郑国时,既“作封洫”
(改革土地制度)、“铸刑书”
(公布法律),展现广博的政治智慧(博学);又“不毁乡校”
,允许百姓议政,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
,体现以民为本的礼道(约礼)。子产临终前告诫子大叔“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
,将“博学”
的治理手段与“约礼”
的道德追求结合,孔子评价“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正是“弗畔”
的写照。
汉代的苏武,在北海牧羊十九年,以“博学于文”
(对《春秋》“忠君”
之道的理解)与“约之以礼”
(持汉节不失)坚守正道,不畔国家。匈奴单于派李陵劝降:“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
苏武答:“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
这种忠诚,不是盲目的愚忠,而是基于对“君臣之义”
的深刻理解(博学)和对“忠君爱国”
礼仪的坚守(约礼)。苏武最终归汉,“须尽白,节旄尽落”
,却始终未背离汉家正道,堪称“弗畔”
的楷模。
唐代的颜真卿,以书法与气节展现“弗畔”
之道。他“博学于文”
,书法融合篆隶楷行,创“颜体”
,其《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更“约之以礼”
,安史之乱中,他率义军抵抗,其兄颜杲卿、侄颜季明殉国,他写下“父陷子死,巢倾卵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