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董仲舒,以“天人三策”
融合博文与约礼。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既要求士人“博学于文”
——研习六经,又强调“约之以礼”
——遵循“三纲五常”
。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而“道”
的载体是“文”
(六经),“道”
的落实是“礼”
(纲常)。他在《春秋繁露》中说“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
,将“博学于文”
与“约之以礼”
统一于“王道”
理想。
宋代的朱熹,以“格物致知”
与“存理灭欲”
阐释博文与约礼。他认为“格物致知”
是“博学于文”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
;“存理灭欲”
是“约之以礼”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编订《四书章句集注》,既广采汉唐注疏(博学),又以“理”
统摄(约礼),形成“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的为学路径,其中“笃行”
便是“约之以礼”
的实践。
明代的王夫之,以“知行合一”
深化博文与约礼的关系。他反对“离行以为知”
的空谈,主张“博学于文”
必须“行焉而后知其艰”
;也反对“离知以为行”
的盲动,强调“约之以礼”
需以“知”
为指导。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
,认为“博学”
是“行”
的基础,“约礼”
是“行”
的规范。他举例:“学射者,张弓引矢,而中者鲜;及其久也,手目相得,而矢无虚。”
“张弓引矢”
如“博学”
,“手目相得”
如“约礼”
,二者结合方能“矢无虚”
。
近代的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