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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上映

《和平》的全球首映是两天后的9月11日，在一个室内电影院里进行的。

不知是托了电影节报刊第一号的封面用了桥本照片的福，还是因为岳父柏木寿夫的采访报道，会场几乎坐满了人。带孩子的观众也很多，看来他们以为这是一部关于猫的电影。

我登台做了放映前的简短讲话，就坐下去开始和观众一起看。

我一直觉得，即使在剪辑过程中作品都看腻了，但只要第一次和观众一起看，就仿佛真的是第一次看一样。自卖自夸一下吧，看完真的觉得“还不错”

。

看完以后就是跟观众的互动。还是拿棒球打比方吧，如果我是投手，那观众不是捕手，而是击球员，我不是要他们接球，而是希望他们从各个方向把球打回来。首先，主持人姜锡弼站在了击球位置上，然后，“投手回击”

球突然飞了过来。

“在这个电影里，我感觉到你非常珍惜和被拍摄对象一起度过的时间，是吗？”

既然如此，那我也“直球对决”

了，我这样答道：“我觉得纪录片最美好的一点就是，可以保存自己觉得非常珍贵的时间。拍这个电影的初衷是我看着岳父喂猫的样子，真切地想把这个时间保留下来。特别是对于一些脆弱的、可能不会持续太久的时间，我就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情感。我感觉这就是我拍纪录片的理由。”

来到会场里的孝淑也击了一

个球过来：“那么，你可以把你不喜欢的人拍成电影吗？”

我这样回答：“可以拍。（会场里响起了笑声）比如我以自民党的成员们为对象拍摄了一部叫《选举》的电影，至少最初我是不喜欢他们的。但我在实际上跟人来往时，很难做到完全讨厌对方。所以对于《选举》里的那些人，虽然政治见解上我们有分歧，但最终我还是对他们有一些喜欢的。”

从观众那里传来这样的球：“很多电影导演尝试去拍一些观察性的纪录片，但结果就变成无聊的电影。你的电影这么有趣，有什么秘诀吗？”

我回答道：“非常感谢。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会场又发出笑声）但我给自己定了很多规则，比如事前不做调查，不写脚本，不设定主题。这次电影节给了我‘和平与共存’的主题，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事。但我努力忘记主题，拍摄和制作了这个作品。”

DMZ纪录片电影节的观众反响很不错。孝淑和姜锡弼作为《和平》的策划人也很高兴。他们这次完全没要求我提交企划书和脚本，也没有叫我给他们看粗剪，直到最后都是完全交给我一个人的，这对我来说很稀奇，也很新鲜。

但我后来从电影节事务所的人那里知道，这背后曾经发生过一些“攻防战”

。听说在电影集锦企划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和政治家提出这样的意见：“

制作费是从税金里拿出来的，为什么要给外国人拍电影用？能保证他们真的拍得出来吗？至少要把中途的项目进展情况拿来仔细审查吧。”

与此相对，孝淑等人成为了“防波堤”

，极力主张“导演如果没有完全自由的环境，就做不出好电影”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一直把“交给导演，直到最后”

这个态度坚持了下来。

这些话他们一句都没对我说过，多内敛的人啊。我很感动，也从心里觉得庆幸，庆幸自己没有辜负他们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