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因斯坦的声音低沉,“这是计划好的同步行动。”
他和唐顺立即将这件事汇报给远在中国的杨平教授。
“预料之中。”
杨平平静地说,“霍顿在会上的提问只是开场白,这篇文章才是主菜。他们想在我们有机会全面阐述理论之前,先在舆论场上定下基调。”
“不止如此,”
曼因斯坦的声音带着焦虑,“欧洲药监局今天突然布了一份‘关于复杂系统疗法监管的立场文件’,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针对我们。文件要求任何涉及多系统干预的疗法,必须对每个组成干预进行独立的安全性验证,这等于要求我们为每个病种分别做三期临床试验,完全忽视了系统调节的整体性原理。”
杨平感到一阵厌恶,这不是学术质疑,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行政围剿。
“还有更糟的。”
曼因斯坦继续说,他调出了另一份文件,“美国Fda也在同一时间更新了指南,对‘组合疗法’的定义扩大到包括‘任何同时进行的两种以上干预措施’,并要求提供每种措施单独和联合作用的数据。黄佳才从锐行医疗那边得到消息,几家跨国药企正在游说国会,要求对‘未经充分验证的系统性疗法’进行立法限制。”
三管齐下:学术质疑、监管收紧、立法推动。这是一场跨国界、跨领域的协同行动,显然经过了数月的精心策划。每个部分都看似合理——学术严谨性、患者安全、监管完善——但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墙。
“我们的国际支持者有什么反应?”
杨平问。
“大家们已经在组织回应。”
唐顺报告道,“恩戈齐博士准备在《柳叶刀》上表评论文章;日本的川崎教授正在联系亚洲的同行;欧洲的几个研究中心表示会公开他们的积极数据。但对方动作太快,舆论已经开始转向。推特上系统医学风险的话题在上升,一些有影响力的医学博主在转霍顿的文章。”
杨平揉揉眉心,为什么科学总是这么不纯粹?
为什么每一次真正的创新都要经历这样的斗争?从哥白尼到巴斯德,从塞麦尔维斯到爱因斯坦,历史不断重复着同样的模式:新观念挑战旧秩序,既得利益者拼命抵抗。
他沉默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让唐顺和曼因斯坦都感到震惊的话:“如果他们玩不起,我们就把桌子掀掉。”
电话那头的两人愣住了。
“系统调节理论从此以后退出阻力很大的国家,”
杨平的声音平静但坚定,“也禁止向这些国家出口相关技术和产品。这不是我们的损失,这将是他们的损失。既然玩不起就别玩了。”
“教授?”
唐顺犹豫了一下,“这样做会不会太极端了?我们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全球数据共享,这是系统医学展的基础啊。”
“当他们用非科学手段阻止科学展时,合作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杨平的眼神异常冷静,“有时候,撤退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让那些国家的患者继续承受传统疗法无效的痛苦吧,直到他们的医生、他们的媒体、他们的患者组织开始质问:为什么我们被排除在医学进步之外?”
“可是……”
曼因斯坦想说什么,但杨教授已经做出了决定。
“按我说的准备声明。同时,加快在愿意合作的国家的布局:亚洲、非洲、部分欧洲国家。我们要证明,没有那些阻力最大的国家,系统医学照样可以展,甚至可以展得更好。”
那边的电话已经挂断,唐顺和曼因斯坦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复杂情绪。震惊、担忧,但也有一丝解脱。也许杨教授是对的,与其在无尽的阻挠中耗尽精力,不如重新划定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