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土腥味,但不冷。春天的风,虽然还是硬的,但已经不扎人了。
远处,后山的轮廓在暮色里渐渐模糊。他想起叶雨泽说的话:“桥的作用,不是站在上面,是让人走过去。”
他想起杨革勇说的话:“你现在,是个好样的。”
他想起哈布力大爷说的话:“不是应该,是愿意。”
他站在窗前,站了很久。
然后他掏出手机,给杨成龙了一条信息。
“儿子,信收到了。你说得对,帮别人自己做决定,比替别人做决定难得多。但做对了,心里踏实。”
回复来得很快。
“爸,我在学农村展学。叶归根也在学农业经济学。我们都在学怎么帮别人自己站起来。”
杨威看着那行字,笑了。
窗外,风停了。远处的天边,最后一丝光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留下一道浅浅的橘红色。
春天,真的要来了。
四月中旬,伦敦终于有了春天的意思。
校园里的树冒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透明得像纸。草坪上的花开了,黄的白的紫的,一丛一丛的,风一吹就晃。
连空气都变了,不再是冬天那种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而是干燥的、清爽的,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
叶归根和杨成龙坐在草坪上,面前摊着几本书和笔记本。阳光暖洋洋的,晒得人昏昏欲睡。
“你说,”
叶归根躺下来,把书盖在脸上,“为什么伦敦的春天这么短?感觉刚来就走了。”
“因为好的东西都短。”
杨成龙坐在旁边,翻着一本《农村展学导论》,“军垦城的春天也短。杏花开了没几天就谢了。”
“但那几天好看啊。”
叶归根的声音从书底下传出来,闷闷的。
“我小时候,每年春天,我奶奶都带我去看杏花。军垦城东边有一片杏树林,是我太爷爷那辈人种的。我奶奶说,那些树比她还老。”
杨成龙没说话。他想起了军垦城的春天,想起了杨革勇院子里的那棵老杏树。每年春天,杏花开了,粉白粉白的,风一吹,花瓣落了一地。
杨革勇就坐在树下,喝着茶,看着那些花瓣,一句话不说。
“归根,”
杨成龙合上书,“你说你爷爷为什么让你来伦敦?不是去美国,不是回华夏,是来伦敦。”
叶归根把书从脸上拿开,坐起来。他的脸被书压出了一道红印子,看起来有点滑稽,但表情是认真的。
“我爷爷说,伦敦是个好地方。它在东西方之间,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在这里,你能看到两边的东西,又不属于任何一边。”
杨成龙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他还说,”
叶归根继续说,“美国人做事太急,三个月就要看到结果。欧洲人太慢,三年都未必能动起来。中国人嘛,有时候太讲人情,有时候又太不讲人情。在伦敦,你能学到怎么在这中间找平衡。”
“那你找到了吗?”
叶归根摇摇头:“还没。但我开始懂了。”
两个人又沉默了。草坪上有几个学生在踢球,笑声传过来,远远的,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成龙,”
叶归根突然说,“你说,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杨成龙想了很久。
“是没有吃过苦,”
他说,“但又知道吃苦的人是什么样子。”
叶归根看着他,眼睛里有一丝意外,然后笑了。
“你说得太对了。我们是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人,但造桥的人,是我们的爷爷、我们的爸爸。我们看到了风景,但不知道造桥有多难。”
“所以我们要学,”
杨成龙说,“学怎么造桥。不是为了站上去,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走过来。”
叶归根伸出手,杨成龙也伸出手。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在春天的阳光下,在伦敦的草坪上。